异类: 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成功 = 智商 + 社会环境 + 机遇 + 勤奋 + 文化继承

• 马太效应：出生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成功。
• 10000小时法则
• 天才之忧
• 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 小镇哈伦
•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
• 稻田与数学
• 玛丽塔之幸
• 故事来自牙买加

假如奥本海默在兰根的境况中，会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吗？他是否同样无法说服教授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当做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拉里奥强调，这种一种模式并不优于另一种模式。照他看来，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具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是被排的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现在不用质疑，奥本海默一生中展示的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了吧。如果你有一位能给你高屋建瓴的指导的父亲，你肯定明白紧要关头为自己谈判的价值。如果你从小在纽约的民族文化中学读书，你就不会因为一帮的剑桥教授准备处罚你而束手无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学读物理，你会很容易与曾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麻省理工读工程的陆军少校打交道。

C组学生到底缺什么？其实缺的并不是什么昂贵的难于找到的东西，也不是DNA的特殊编码与大脑神经的特殊构造，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

这其实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只要是他思维活动范围内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他也知道为了能够更好的与社会沟通，他需要更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努力，他甚至都不能成功的让微积分老师明白自己的良好愿望。有些事情，其他动脑筋较少的人反而能掌握的更好。因为，那些人在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帮助，克里斯托弗兰根没有获得这种帮助。这不是借口，而是事实。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明星，职业球员或者是软件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最终获得成功。

无疑，犹太移民在最恰当的时间，带着最好的技术来到纽约。为了把握机遇，你必须拥有任劳任怨的美德，而犹太移民愿意苦干。他们愿意做自我牺牲，他们生活节俭，善于储蓄，对投资精打细算。而且还有点必须注意的是，那时的服装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最需要他们熟练的手工技术。

路易斯在他每日18小时的工作中学到了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他学会了市场调查，学会了工业化生产，学会了与骄傲专的北方老讨价还价，也学会了如何与大众文化接轨，探索，最新的流行趋势。同一时期来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大多没有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的专门技能，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佣人或建筑工人。这样的工作他们干上30年，也不能学到市场调查和工业生产的知识，更不能摸索流行文化，或是与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北方佬谈判。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三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自我实现。如果给你两个工作选择，年薪七万5000美元的建筑设计师工作和年薪10万美元但余生只能坐在收费站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猜应该是前者，因为做一份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关联性的最佳组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比金钱更重要。

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北方并不是稻田文明，而是麦田文明，所以我们不敢确定这里是不是更像西欧国家，中国北方人也是擅长数学吗？就现有资料而言，我们还无法得出结论。心理学家詹姆斯林指出，美国移民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也就是擅长数学的人的老家。在美国顶级学校，如麻省理工毕业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是珠江三角洲移民的后裔。

忽然之间，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拥有优势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亚洲学习的暑期没有这么长。为什么？因为凡是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会让学童随随便便放三个月那么长的暑假。美国学校学生每年在校时间平均为180天，而韩国是220天，日本则是243天。

我发现数学教学完全取决于方法。那些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完全是因为受了激励。认为有些人擅长数学，有些人则不行，这完全是人们的成见，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增加教学时间可以促使老师有更多时间给学生们讲解数学，同时放缓孩子们的学习节奏，给他们更多时间复习消化。与我们的直觉不一样的是，放慢节奏可以使学生学到更多，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我上课也更加放松，并且有时间与孩子们做游戏。学生们可以问更多他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问题，学生们遇到不清楚的也有时间查资料，不会有时间压力。

我发现，人们时常以各种理由拒绝以文化差异这种更广阔的背景来思考问题。这是种族文化观念促成的结果：我们总是避免因为民族特性标签而对个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们的确受种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文化继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流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行为模式，其后有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他，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在霍夫斯泰德的几个维度中，其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 Index, PDI)。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只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为了计算这一数值，会向受试者提出问题：“在你的经验中，下面这种情况竟发生的频率如何：雇员害怕发表达与老板不同的意见。”相关的问题还有“组织或机构中权力较小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权力分配不均的事实”“年长者应该获得多少尊重为宜？”“掌权者是否应该享有特权的”等

克劳斯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飞机随时可能坠毁，而他却无法摆脱因航管员对他说话盛气凌人而自身的不快。因为在他的文化中，这种语气只在上级对下级说话，并且在上级犯错误的时候才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他努力沟通，但最终失败了，所以他得出结论，他一定无意中得罪了纽约ATC的上级。

对于西方人来说，以上的话很难理解，他们认为随机工程师应该马上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西方人的沟通方式，在语言学上被称为以说话者为导向，意思是说说话者有责任将意思清晰表明白的表达出来。在前边小节提到的佛罗里达坠机事件中，副机长从未用过“暗示”以外的方式提醒机长结冰危险。他甚至先后通过四种不同的答案式的四次，为的是让自己的提醒更加明白一些。他屈从于和机场之间的权力距离，采用隐晦的方式向机长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他又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工作，也就是说一旦表达的意思有误，说话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在韩国文化中的沟通方式，和亚洲许多国家一样，是以聆听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意思是否搞清楚，取决于聆听者自己。所以在随机工程师的头脑中，他说的也就够多的了。

离开大韩航空以后，格林伯格组建了自己的货运航空公司Cargo360，他从大韩航空带走了一批飞行员，主要是随机工程师。在等级森严的大韩航空公司中，随机工程师排在机长，副机长之后位列第三。“他们在大韩航空的老环境下，扮演着十七八岁孩子的角色，”他说，“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丛书的角色，他们处在机组等级阶梯的底端。我们重新培训他们，让他们与西方机组人员一起工作，最终他们改变了行事风格，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他们对待工作非常积极，主动承担责任，不再需要别人指使他们做什么。有些50多岁，资历老的工程师，虽然在老环境下工作多年，但经过再培训，都能与西方机组人员一起出色完成工作。我们把这些工程师从旧有文化中传统中分离出来，并且成功的再造了他们。”

事实上，母亲和姨妈能从哈伍德得到圣希尔达读书，外婆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有修养学识的人，但是他沉溺于书本，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也想让自己的女儿有出息，但他却没有做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努力，促成女儿们受更多教育。实现这一切的是外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