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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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可能是比冯·诺依曼更富传奇色彩的天才，他的确天生就有一个世界级的大脑。他也爱做有趣的事，我们都该感激他，因为他特别乐于给我们透露那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的诀窍。不论你有多聪明，但凡有简单的方法可用，你就会变得更聪明了。他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和《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应该被每个有抱负的思考者列入他们的必读书目，因为这两本书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关于如何驾驭最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有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点子时如何花言巧语地把听众侃晕的方法。
标识。有时，在你翻来覆去思考某个事物时，给它取个生动的名字，会有助于理解这个事物。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所有标识中最有用的是警示性的标识或者“警报”，它们让我们对可能的错误来源保持警惕。
类比与隐喻。将一个复杂事物的特征与另一个你自以为熟知的复杂事物的特征相对照，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思考工具。但由于它过于有力，一旦思考者们的想象被一个靠不住的类比所困，他们就会误入歧途。
以上两个简单的情景所激发出的直觉是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所谓一个真正的机会，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及时得到有关它的信息，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注意到它并能容许我们为此做些什么。当我们渴望做出“自由”的、不由任何外力所导致的选择时，我们常会忘记，人不应该希望与一切外力相隔绝，因为自由意志与那个嵌入在丰富的因果背景中的我们并不矛盾，它实际上需要这个背景。
就像1965年在牛津，我的博士考官、神经解剖学家J. Z.杨（J. Z. Young）在读了我的论文中那些在他看来有点古怪的散文部分之后所写到的：“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所以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必要把文章写到能让‘一位有耐心的中国人查阅词典’就能读明白的程度。”要知道我写的是哲学论文，并不是神经解剖学论文。这种自我强化的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后果不言自明：不论你是中国、德国、巴西还是法国的科学家，你最重要的著作都必须用英文出版。你需要写一些干巴巴的、翻译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的英文，尽可能少用文化典故，避免意义微妙的词，不玩文字游戏，甚至最好连比喻都不用。在此种国际学术体制下所实现的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当然非常宝贵，但是也有代价：有些思想显然需要依赖日常比喻的传达，需要扭转读者的想象，需要利用书中的奇思妙想来冲破封闭我们心灵的藩篱。如果其中的某些言语不好翻译，那我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技巧卓越的翻译家，或者希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英语说得越来越流利了。
我始终会考量，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向一群聪明的本科生解释清楚。我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一挑战影响了我的所有作品。有的哲学教授特别愿意教那些只有研究生参加的高级讨论班，但我不是这样。研究生总是急于向同学们或者自己证明：他们已是行家里手了。他们熟练又自信地挥舞着本专业的行话来忽悠外行，炫耀自己能够小心地穿过那最曲折也最痛苦的技术化论证而不会被绕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是需要专业技巧的。为高年级的研究生和各路专家所写的哲学书籍，一般来说全都没有可读性，所以它们大多数都没被人读过。
科学家们常会问我，你们哲学家为什么要在哲学史的教学上花那么大的力气？化学家一般只掌握一些在我们读书时顺便积累下来的化学史基本知识，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似乎也不关心1950年之前在生物学领域里发生过什么。我的回答是：哲学史实际上是记录了一大堆非常有智慧的人犯下一大堆非常有诱惑力的错误的历史，如果你不了解它，就注定会再次犯下那些倒霉的错误。
犯错儿的要诀在于不去隐藏它们，尤其不能自我欺骗。与其在我们犯错儿后扭脸否认，不如成为自己错误的鉴赏家，打心眼儿里把它们视作一种艺术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艺术品。
舞台魔术与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魔术师应当尽一切办法向观众隐瞒他们的错误，而科学家所犯的错误应该公开。你把自己的错误公布出来，才能让别人从中吸取教训。这样一来，你也能从别人的经验当中获益，避免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在批评他同事的工作时说过一句名言，他鄙视地说：“你的工作连错误都算不上。”一个给人以批评空间的清楚、明确的错误比一团糨糊要好多了。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们人类比其他物种聪明得多的一个原因。与其说我们胜在脑容量更大、大脑功能更强，或者具有反思自己过往错误的能力，不如说我们胜在可以相互分享个人在试错的历史中所获得的经验。(9)
我们到底应该对对手的观点报以多大程度的宽容呢？如果对手所说的话中有非常明显的矛盾，那么你当然应当尽力把它指出来。如果他们的说法中潜藏着一些矛盾，你就应该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揭露出来，然后再施以攻击。但是，我们在寻找对方说法中隐藏的矛盾时常常容易走过头，变成鸡蛋里挑骨头，变成彻头彻尾的嘲弄，变成“海事律师的行当”(13)，就像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的一些例子一样。这种认定对手的想法中一定藏有矛盾的冲动，给了你一个容易击中的靶子，怂恿你对别人的看法做出无情的解读。可是，这个容易击中的靶子通常与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八竿子打不着，你只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耐心而已，最多是给支持你的观点的人提供了一点消遣。
拉波波特法则：如何撰写一篇成功的批评性评论。 ① 你应该非常清楚、生动、不偏不倚地重述对手的想法，使得你的对手说：“谢谢你，我刚才要是像你这么表述就好了。” ② 你应该把对方观点中你所同意的部分都列出来，尤其是那种并非被人们广泛接受了的观点。 ③ 你应该提到那些从你对手那里学到的东西。 ④ 只有完成了以上三点，你才能说一句反驳或批评的话。(15) 遵循此法则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你的对手会因此乐于倾听你的批评。因为他们看到你已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理解了他们的想法，同时你也展示出了良好的判断力，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和他们达成了共识，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被他们说服了。
人们一般会把史特金定律表达得更粗俗一些：“任何事物当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垃圾（crap）。”百分之九十的分子生物学实验、百分之九十的诗歌、百分之九十的哲学书、数学系里百分之九十的同行评议文章，等等，都是垃圾。真的吗？嗯，这么说可能有点极端了，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每个领域中都有大量平庸的工作。有些个“爆脾气”觉得垃圾差不多得占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就不要跟着他们一块儿义愤填膺了。 从这一观察中我们应该学到的是：当你准备批评某一领域、某一流派、某一学科或者某一艺术形式的时候，请别在嘲笑垃圾上浪费自己和我们大家的时间！要么就追着优秀的东西批，要么就别干这活儿。
不论你要评论什么领域，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规定好：每个领域都有一大堆愚蠢、平庸、糟糕透顶的东西存在。然后，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和大家的耐心，请确保你关注的是你能找到的该领域最好的东西，比如获奖之作、杰出成果、大家都赞不绝口的精品，而非糟粕。
我只想说，说到底奥卡姆剃刀只是一种经验法则、一条有益的建议。把它当作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或者理性的基本条件，期望用它来一举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就简直太荒谬了。这就像当你反驳一个量子力学的定理时说，那条定理违反了格言“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阴谋论者都是使用“奥卡姆扫把”的大师，你可以在网上做一个有趣的练习：找到某个新鲜出炉的阴谋论，看看你作为该领域的外行，能不能在搜索专家对它进行反驳之前找到它的错误。布伦纳发明这个术语的时候并不是在谈神创论或者阴谋论，他想说的是，即使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有时也难以抵抗对某些数据的“忽视”，尤其是当那些数据会伤害到他们心爱的理论时。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需要抵御的诱惑。
场面可能会变得很难看，而造成它的原因可能非常直接。当专家与专家对话时，不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否相同，总会错误地“过少解释”。理由很简单：跟一位专家过度解释某件事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就好比对他说：“用不用我教你怎么拼写啊？”没人愿意侮辱一位专家。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宁愿错误地“过少解释”。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非有意为之，而且要完全不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个优点，因为自觉保持礼貌终归是一种好品格。但是很不幸，“假装听众对你所说的内容已经非常了解”这种高尚的品格有一个副作用：专家们常常自说自话。
当专家与专家对话时，不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否相同，总会错误地“过少解释”。理由很简单：跟一位专家过度解释某件事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就好比对他说：“用不用我教你怎么拼写啊？”没人愿意侮辱一位专家。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宁愿错误地“过少解释”。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非有意为之，而且要完全不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个优点，因为自觉保持礼貌终归是一种好品格。但是很不幸，“假装听众对你所说的内容已经非常了解”这种高尚的品格有一个副作用：专家们常常自说自话。
有创造性不只意味着追求新奇的东西——因为新奇的东西谁都能得到，只要把材料随机排列一番就行了——难的是跳出一个既定的体系，并且跳得有道理。可当一个艺术传统真的达到了“怎样都行”的阶段时，那些想变得有创造力的人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反抗的固有规则、没有可以打破的预期了，让创造力显得惊人并且有意义的背景都失去了，那我们还能颠覆什么呢？如果你想颠覆传统，最好先去了解它。所以外行或新手很少能够想出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
这个道理对科学也是适用的：在任何理论的争论中都有很多未经证实的前提，但逐一找到它们的漏洞再一一否定掉这些前提，或许不是一种在科学和哲学中取得成功的好办法。这就好像你要改编一段作曲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曲子，并希望自己改编得有价值，但却一次改动一个音符一样。祝你好运吧！突变几乎总是有害的。事情会比我描述的还要困难，但你有时候也会走运。
“不如说”能够轻快地令你滑入“虚假二分”。一般它是这样用的：“情况与其说是如何如何（你所相信的主流观点）；不如说是如此如此（彻底不同于前者）。”有时候这么说确实不错，因为有时你确实不得不二者择一，这时你并没有陷入虚假二分，而是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无法逃避的二分。但有时，“不如说”有点耍花招的意思，因为“不如说”这一短语暗示了：由它衔接的前后两种主张之间有一种重要的不相容性，而这一点无需论证。
“深马”，就是一个“看上去”重要、正确、深刻的命题，但它之所以看上去有这种效果是由于它的模棱两可。你从一个角度读这句话，会发现它明显是错误的，但如果它是真的，会显得特别惊天动地；而从另一个角度读这句话，你又会发现它是真的，但是特别无聊。粗心的听众看到了第二种读法中的“真”，又看到了第一种读法中的震撼效果。“哇哦！这句话可深了。”他们想。
如果一个观念不能根据不同的语境无限扩充自身的使用方法，那么，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能算作是一个观念。假设那位医生已经完美地植入了“我有个哥哥生活在克利夫兰”这个观念，同时也保留了大脑的正常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什么矛盾，大脑便会立即撤销掉这个人工植入的观念，否则，它将会表现出一些病理特征，围绕这个植入的观念展开层层叠叠的虚构。
塞拉斯（Sellars, 1962, p.1）有句名言：“理论上来说，哲学的目的就是理解最广泛意义上的事物是如何在最广泛意义上勾连起来的。”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哲学定义。科学家们并不特别擅长将我们常识映像中熟悉的事物转换成相对陌生的一些科学映像。
意向立场是一种解释包括人、动物、人工制品等实体的行为的策略，它将这些实体的行为解释成一个理性的主体在“考量”了自己的“信念”和“欲望”之后所做出的“行为”“选择”。(28)给这几个词语加上了引号是想强调，我们需要先将它们的标准内涵搁置一旁，以便探索它们的中心要素：它们在实际推理中的作用，以及之后它们对推理者实际行为的预示。按照定义，任何事物，只要从意向立场出发具有可靠的、强大的预见性，那它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我们将会看到，有很多令人着迷的、结构复杂的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大脑、眼睛、耳朵和手，所以根本不具有思想，但也能自成一个意向系统。也就是说，在人类互动交流以外的其他一些领域，常识心理也可以发挥它的基本作用。我们不仅会看到它在计算机技术和认识神经科学领域里的应用，还会看到它在进化和发展生物学中也发挥着作用，这是常识心理得到充分应用的最重要的几个领域。
我们将会看到，有很多令人着迷的、结构复杂的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大脑、眼睛、耳朵和手，所以根本不具有思想，但也能自成一个意向系统。也就是说，在人类互动交流以外的其他一些领域，常识心理也可以发挥它的基本作用。我们不仅会看到它在计算机技术和认识神经科学领域里的应用，还会看到它在进化和发展生物学中也发挥着作用，这是常识心理得到充分应用的最重要的几个领域。
现在我们要比较一下意向立场与其他预见策略，看看意向立场的威力到底来自哪里。首先要做的是辨别三种主要的立场：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它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进一步地细分，但这里暂不需要。
面对一件相当复杂的设计品，比如说，比一把斧头更复杂的一把链锯，此时极为简便的预期就补偿了采用设计立场所冒的风险。如果我们参考一张简单的设计图纸就可以弄明白链锯的各个部件如何活动，那么就没人愿意从那些基础的物理定律入手再去预测链锯的运作方式了。
使用我们讨论的重点，意向立场比使用设计立场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也更加便捷。意向立场是设计立场的一种，意向立场将设计而成的事物看作是行动者，有信念也有欲望，能根据这些信念和欲望执行合理的行为。闹钟是一种简单的物品，严格说来，在理解为什么它是那样运行的时候，我们没必要运用奇幻的拟人理论。不过，一旦问题中所涉及的人工制品比一只闹钟要复杂得多时，采用拟人理论这样一种蓄意立场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事实上，那几乎是必须的。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意向立场来预测行为，以及我们是怎样做到的。在我们把人类都处理为意向系统时，我们会巧妙地将对方脑壳中那颗大脑以及我们自己大脑中的运作细节忽略掉，因为我们都在无限制地依赖“人是有理性的”这一事实，浑然而不自知。所以，就算突然闯入了一个新异的情景，我们通常也能自然地，事实上是不由自主地寻求到其中的意义，凭借的正是我们天生的本领：领会别人应有的信念（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和欲望（什么对他们有好处）。
任何比原子直接堆积而成的结构更高级别的结构都展现出了行动者的特质。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意向系统。就分子来说，如动力蛋白、DNA校正读码酶、细胞膜上数以万亿计的通道蛋白等，它们干起活来几乎是“自动化的”，但依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神经系统中的很多子系统都以敌对的方式存在，每个子系统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彼此之间常常会陷入拉锯战。例如，我们的各种情感会为了取代对方而不遗余力地相互展开疾风骤雨般的对抗，有时候它们也会结成联盟来阻挠自己的劲敌开展行动。现在我渐渐明白，人类各种情感之间动态的对抗过程，以及情感对我们思想的影响，都是以协调单个神经元相互竞争天赋的神经化学系统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像是那些本质上就极为自私的行动者，比如癌细胞，从一个更广阔的运作范畴来看，神经细胞还算是不错的团队成员。
但正如神经科学家塞巴斯蒂安·承（Sebastian Seung）所说，神经元也是自私的，它们总是会倾其所能，最大程度地吸纳能在我们的大脑中获得的所有酬劳，这些酬劳以不同的“货币形式”出现。那么神经元利用多巴胺、5-羟色胺还有催产素都买了些什么呢？它们购买的是更加强大的影响力，能让自己在所处的连接网络中变得更加可靠。骡子虽不能生育，但它们仍会努力地营生。同样，神经元也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本质上，这是从它们可繁殖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
这个直觉泵是想说明，困在控制室里的大脑和那时受困的你所面临的境况并不全然相同。对于大脑来说，输入的信息是与输出相连接的，大脑本身就拥有一些能力，知道要去认识什么，知道怎样才能使各种连接变得更加合理。这项任务是提前完成了的。这也以另外一种形式证实了那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初长成的大脑不是“白板”一块（Pinker, 2002），它已然经历了自然选择的雕琢，自身体现着各式的偏好、预设和衔联，而且，有些合适的连接是提前内置的，无需标注。
设想你跑去找工程师，要他们为你打造一部验钞机或者其他类似的赝品检测器，要求它能将所有的真钞叠成一沓，而把所有假币堆成另一沓。工程师说，这不可能。我们造出来的东西只能响应“句法”性质，也就是各种物理细节：厚度、形状、纸张的化学成分、油墨的颜色模式以及其他难以伪造的物理性质。他们只能基于这类“句法”性质造出一部运作良好但并非万无一失的验钞机。做成你要求的那样太过浪费，间接、有瑕疵的检测就足够了。
像动物们无需知道自己为什么能采取这种策略一样，我们人类也可以领会这一技巧，保持自己的不可预测性而无需理解这一策略的好处在哪儿。而在很多时候，它的好处的确非常明显。当你在古玩市场看上一件古董时，你明白最好不要先对它夸赞一番再去跟老板谈价，那样你会被“宰”得很惨。而当你要卖一个东西时，最好开价合理，开一个令你满意的价格，因为你不能指望有买家会出高价来买你的东西，你应该避免的是让买家了解你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当然你也可以拒绝讨价还价。
与古代的自由观不同，我们不再向往完全独立于因果性之外的那种自由选择。我们所向往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向往的自由观是：当我们行动时，可以充分了解到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选择是什么。如果我们关于“那里究竟有什么？”的真信念都是由周围环境导致的，那么周围环境也一定导致了我们根据那些信念做出最明智的行动！作为一个行动者，关于周围环境的信息几乎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我们一定不希望周围环境中冒出一个反操纵你的行动者。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意图表现得太明显，不希望自己的所思所想让别人知道太多，因为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愿望清单中还应该加上保持自己思想和决定的神秘性的能力，即便这意味着，为了防止他人对我们做出防备，我们有时只能选择次好方案。
如果莎士比亚不存在，那么将没人能写出《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李尔王》。如果梵高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画出《星月夜》。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说出了点什么。首先，在科学中，大艺术家式的个人贡献是罕见的。不仅如此，从个人贡献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这本身就想偏了。众所周知，在科学界以及在对诺贝尔奖的竞争中，科学家们为了最先发现某一成果展开激烈的竞赛，这是因为你努力研究出的成果恰恰是别人也可能做出来的，而假如你是某个成果的第二发现者，个人的研究风格可是不会给你加分的。艺术界不存在这种竞争，在那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
因此，这种复杂的朴素人类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哲学家们应该严肃地对待这项事业，并把它视作对常识或常识映像进行的一番调查，只有经过这番调查，我们才能开始建构关于知识、正义、真、善、美、时间、因果性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分析与论证找对了靶子，切中了民众与科学界真正关心的东西。这样一番系统的调查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目录式的东西，给未经修正的概念领域编一个目录。这些概念给理论家们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把它们叫作常识映像的形而上学。当哲学家们试图不断协调那些最新的科学观念时请务必从这里开始，而用这样一幅更严谨的观念地图来取代肉眼目测是有益无害的。
因为在有些学派看来，我们这个庞大的学科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研究，只有一些无用功和费尽心力地互相洗白。民主或许产生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可是独裁更可怕，所以还是让我们百花齐放吧。不过要记住的是：假如你想看百花齐放，就要为99朵花终将会枯萎做好准备。其实我想提醒你们的只是：不要把你们自己成长的宝贵岁月浪费在一个保质期很短的研究主题中。哲学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人们常说“炒得越火的话题凉得越快”，这可能有点道理。
下面我们就看看人们是怎么掉进陷阱的。哲学工作不是一项自然的活动，越聪明的人越有可能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哲学的天赋、是否理解哲学、是否在“以正确的方式”研究哲学，甚至最初就会怀疑以它为业是否值得。这不，聪明的琼斯就是一位对进入哲学系感到不安的本科生。他对布朗教授开设的讨论班深深着迷，于是试着写了一篇有关热门话题H的论文，布朗教授给了他一个A。“你真的很有天赋啊，琼斯，”布朗教授说道，这让琼斯看到了一项似乎值得奋斗终生的事业。于是琼斯开始在与其他同样志向远大的年轻人的互动中，努力地学习这个游戏的规则。他们相互打气道：“嘿，我们可真擅长哲学啊！”“为了论证的方便”，他们逐渐不再怀疑那些使这个游戏得以开展所预设的前提，开始出书了。
所以，不要指望你的研究生同学或是你喜欢的教授能告诉你，你是否只是在探索“像棋”的高阶真理。因为他们都是这项事业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这种问题在其他领域中我们也会碰到，甚至可能还更难破除。有时一位技术纯熟的实验员也会陷入窘境，他成天只能在开销不菲的实验室中往表单里填入一些不会再有谁关心的实验数据。他们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那些昂贵的设备扔掉不成？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有些人安于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圈子，在这些聪明人中间享受发现的乐趣、合作的喜悦，还有和他人达成一致时的满足感。就像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已出版的一篇演讲中说的那样：不用担心大家一起做的工作是不是有价值的。如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足够多，似乎这一现象本身就会变成这项工作值得研究的证据。哲学家波顿·德雷本（Burton Dreben）曾在哈佛大学对研究生们这样说道：“哲学是垃圾，但垃圾的历史则是学问。”有些垃圾比别的垃圾更重要，但我们仍然很难决定该把哪些垃圾当成学问。
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失败者身上花心思呢？我可以举一个好例子来说说为什么。当我去欧洲的博物馆参观，看见堆积如山的二流作品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欣赏到16～17世纪的那些名画之美。如果你所看的全部只是精品，比如你在导论课上、在顶级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么你反而很难发现它们的精妙之处。你知道好图书馆和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之间的区别吗？好图书馆里收藏得全是好书，而伟大的图书馆里收藏着所有的书。如果你真想理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你必须花时间读读与他同代的或前辈学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常常被大师们的作品掩盖。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曾多次轻信同行的判断，他们告诉我别读某人的书了，写得又蠢又垃圾。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自己被误导了，竟忽视了一位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同行的偏见害得我没能及时吸收这些人的思想。而且，我痛苦地意识到，即使是一些没能成功进入我阅读列表的哲学家，当我读到他们时也会发现他们的有趣之处。所以，请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开放式的导论，它介绍了某些哲学工作的方式，如果你认为它们有意义，就可以把它们作为跳板，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那些被历代思想家们反复研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