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未来简史)

>> 因此，虽然各国总统、首席执行官和军事将领的每日议题仍然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说，人类已经可以看向别处，开始寻找其他议题。如果我们确实已经让饥荒、瘟疫和战争得到控制，什么将取而代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议题？就像消防员忽然听说再也不会有火灾了，到了21世纪，人类要自问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整个世界已经如此健康、繁荣、和谐，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和创造力投到什么事情上？因为生物科技及信息技术为人类带来强大的新力量，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迫切。手上有了这些力量，究竟该如何运用？

>> 过去几百年间，科技、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打开了一张日益强大的安全网，使人类脱离生物贫困线。虽然有些地区时不时仍有大规模饥荒，但只是特例，而且几乎都是由人类的政治因素而非自然灾害所致。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只有政治造成的饥荒。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饿死，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政客。

>> 事实上，在现在的大多数国家，真正严重的问题并不是饥荒，而是饮食过量。18世纪，据称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MarieAntoinette）曾向挨饿的民众说，如果没有面包可吃，何不吃蛋糕呢？但今天的穷人真是如此。如今，住在美国比弗利山庄的有钱人吃生菜沙拉、藜麦豆腐，而住在贫民窟或贫民区的穷人则大口嚼着美国的国民零食Twinkie蛋糕、奇多玉米脆、汉堡包和比萨。2014年，全球身体超重的人数超过21亿，而营养不良的人口是8.5亿。预计到2030年，人类会有半数身体超重。 2010年，饥饿和营养不良合计夺走了约100万人的生命，但肥胖却让300万人丧命。

>> 初步报告于2014年10月18日公布，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暴发的反应不及时，并认为这次疫情的主要责任在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报告同时进一步批评整个国际社会反应太慢、对抗疫情的力度不够。这种批评背后的假设，正是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工具已经足以防治传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无能，而不是什么神的愤怒。艾滋病也是类似的例子，虽然医生早在多年前便已了解艾滋病的致病机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艾滋病仍持续感染并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们也会把它看成是人为的疏失，而不是什么命运太过残酷。

>> 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可能发生战争。当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划不远的将来时，多半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史无前例的。核武器发明之后，超级大国之间如果还想挑起战事，无异于集体自杀的疯狂举动，于是逼着全球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冲突。同时，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因此，随着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战争能带来的获利已经下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越来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区域（比如中东和中非），这些地方仍然维持着旧式的物质经济。

>> 卢旺达在1998年入侵邻国刚果（金），抢占该国丰富的钶钽铁矿，这种矿石是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刚果（金）钶钽铁矿石的蕴藏量足足占了全球的80%。卢旺达靠着掠夺来的钶钽铁矿石，每年能赚2.4亿美元，对于贫困的卢旺达来说这可是一大笔收入。相较之下，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加州夺下硅谷，却毫无道理，因为就算中国获胜，硅谷也没有硅矿可劫。中国能够赚到几十亿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苹果及微软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购买软件、制造产品。卢旺达辛辛苦苦从刚果（金）抢夺钶钽铁矿石的全年所得，还不如中国平平安安靠贸易在一天之内赚得多。

>> 然而，恐怖主义只是得不到真正权力的人采取的软弱策略。至少在过去，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散播恐惧，而不是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恐怖分子通常无力击败军队、占领国家或破坏整座城市。肥胖及相关疾病在2010年造成约300万人死亡，而相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697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对于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说，可口可乐对生命造成的威胁，可能远比基地组织要大。

>> 这样说来，恐怖分子究竟是怎么占据新闻头条、改变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呢？答案就是让敌人反应过度。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混乱当中。于是，各国常常觉得需要对这场恐怖演出做出回应，便刻意上演一场安全的大戏，比如迫害某地区全体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国家，以显示其国力强大。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只想要大闹瓷器店的苍蝇。苍蝇如此弱小，凭一己之力连一只茶杯也挪动不了，于是便找来一头牛，钻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让牛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发狂，从而破坏整个瓷器店。这正是过去10年间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兰激进组织绝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是他们发动“9·11”恐怖袭击激怒美国，让美国破坏了中东这家“瓷器店”。现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在一片废墟中野蛮生长。恐怖分子如果仅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拖回中世纪，重现“丛林法则”。他们只能试图激怒我们，而最后的结果就要看我们如何回应。如果“丛林法则”真的再现，我们其实必须负起责任。

>> 人类还想追求什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只要能避免饥荒、瘟疫和战争，又能维持生态平衡，就心满意足了？这可能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人类不太可能就这么照办。毕竟，人类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实现某个成就，人类大脑最常见的反应并非满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类总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解除，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科学家、投资人、银行家和国家首脑整天要干什么？难道是写写诗吗？ 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们最新的成就也推动人类设下更大胆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而由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战胜死亡。在拯救人类脱离各种不幸之后，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挣扎求生的动物性之后，我们现在希望把人类升级为神，让智人化身为智神。

>> 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愿意冒险体验人生，比如登上喜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还会做其他算得上危险的事，比如穿过街道、去餐厅吃吃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像这样不断冒险可能就太疯狂了。

>> 如果你觉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胡须迎风扬起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足够吓人，就请拭目以待，看看行将就木的零售业巨擘和年华逝去的好莱坞过气明星以为发现了生命的灵药，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在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中，如果科学上出现显著进展，真正的战场就会从实验室转移到议会、法院和街头。而如果科学的努力宣告获胜，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过往历史上所有战争和冲突的规模，很可能都将远远不及接下来的这场争斗：为了永恒的青春。

>> 对伊壁鸠鲁来说，追求快乐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则相反，认为这需要群策群力。如果没有政府规划、经济资源和科学研究，个人追求快乐并不会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国家战火纷飞、经济陷入危机、医疗护理求而不得，快乐就成为天方夜谭。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主张，所谓至善就是“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并认为国家、市场和科学界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乐。政治家应该追求和平，商人应该促进繁荣，学者应该研究自然，但不是为了荣耀什么国王、国家或神，而是为了让你我都享有更快乐的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许多政府、企业和实验室也曾号称追寻边沁的理想，但实际上仍然专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要判断国家是否强大，看的是领土大小、人口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不是国民是否幸福快乐。德、法、日等工业化国家虽然打造了宏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统，但仍然是为了国家强大，而不是确保个人福利。

>> 1776年，除了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把“追求幸福”列为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强调，美国《独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权利。关键的一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的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的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的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我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幸福、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快乐、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我就有权利追求这些幸福快乐，就算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的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一个世纪、为了国家强大而设的宏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的福祉而服务。不是我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原本只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享有幸福的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么让我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 根据生命科学的说法，快乐和痛苦只不过是身体各种感觉的总和。愉悦或痛苦从来就不是对外在世界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自己体内感觉的反应。失业、离婚或国家之间开战，这些事件本身并不会让人受苦。唯一能让人痛苦的，是自己身体里不愉快的感觉。失业会引发沮丧，而沮丧才是一种令人不悦的身体感觉。世界上可能有上千种事情会让我们愤怒，但愤怒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体内温度升高、肌肉紧绷的感觉，这才是愤怒的真相。我们说“怒火中烧”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根据的。

>> 这些都是进化的错。历经无数代人之后，我们的生化系统不断适应变化，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不是幸福快乐的机会。只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化系统就会用愉悦的感觉来回应。但这不过是一时的营销伎俩。我们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侣，就是想避免饥饿带来的不愉悦感觉，并且享受进食的愉悦、性爱的高潮。但无论进食还是性爱，这种愉悦都无法长时间维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侣。

>> 如果科学说得没错，幸福快乐是由生化系统所掌控的，那么唯一能确保长久心满意足的方法，就是掌控这个系统。别再管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了：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乐的程度，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化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开始这么做了。50年前，精神类药物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如今这种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论这是好是坏，现在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治愈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偶尔袭来的抑郁。

>> 要升级为神，有三条路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于我们认识到人类还远远没有发挥身体的全部潜力。

>> 半机械人工程则更进一步，是让人体结合各种非有机的机械装置，例如仿生手、义眼，又或是将几百万个纳米机器人注入我们的血管，让它们在血液中巡航、诊断病情并修补损伤。这种半机械人的某些能力将会远远超出有机人体。

>> 然而就算是半机械人工程，现在也相对保守，因为它假定由有机的人类大脑作为生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抛弃有机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神经网络将由智能软件取代，这样就能同时畅游虚拟与真实世界，不受有机化学的限制。在有机化合物的世界徘徊40亿年之后，生命将打破藩篱，进入一片无垠的无机领域，变成我们在最疯狂的梦中都未曾设想的样子。毕竟，不管我们的梦想多么疯狂，也还是逃不脱有机化学的限制。

>>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不科学，或者觉得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人们往往误解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质，也不是所谓的全能。这里所说的让人类进化为神，指的是像希腊神话或印度教中的诸神那样的神，而不是《圣经》里全能的天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罗并非完美一样，我们的后代也会各有弱点、怪癖和局限，只不过，他们的爱、恨、创造和毁灭，都可能在规模上远大于现在。 纵观历史，人们通常相信大多数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拥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够设计和创造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身体，能够控制环境和天气，能够读心及远距离沟通，能够高速移动，当然也包括能够长生不死。人类正努力获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他们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之间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设法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垮社会。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 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进行基因干预，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的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 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再普遍，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神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对抗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专注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改变。

>> 科学并不只是预测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希望拓展人类的视野，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而未知的未来。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言（真正实现的很少），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 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中，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

>>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每个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 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几乎用过所有可能想象到的地表。但在过去两个世纪，足球或网球非常重要的比赛用的都是草地。当然，这是在你有钱的前提下。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巴西足球的下一代还在沙土地上踢着临时的代用球；但到了富裕的郊区，富人的儿子们则是在精心维护的草坪上开心玩耍。

>>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也就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对草坪也是热烈欢迎。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有钱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等到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扩大，并发明了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能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了。于是在美国的郊区，平整漂亮的草坪也从富人阶级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在这之后，郊区的礼拜仪式于是增加了一项。星期天早上做完教堂礼拜，很多人就会悉心修剪家门口的草坪。只要沿着街道走一遭，就能从草坪的大小和维护质量，快速判断出每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户有钱的邻居是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再也没有比草坪居然没人管更明显的证据了。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草是美国时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业（包括植物、肥料、割草机、洒水设备、园丁）每年产值有数十亿美元。

>>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可能就会再想想究竟要不要有草坪。当然，你还是可以想要一片草坪。然而，你也可以选择甩掉这些欧洲公爵、大资本家甚至辛普森一家给你造成的文化负担，换成日式的枯山水，甚至自己来点儿创新。这正是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要摆脱过去，想象另一种命运。当然，我们仍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总比全无自由要好得多。

>> 人类祖先并非处心积虑地要消灭猛犸象，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猛犸象等大型动物的灭绝，就进化的时间标准来看十分迅速，但就人类观感而言却是个缓慢的进程。当时人类的寿命不过七八十年，但猛犸象的整个灭绝过程却花了几个世纪。远古的智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每年猎一次猛犸象、每次只猎两三头，竟然会让这些毛茸茸的巨兽就此灭绝。大不了可能某位怀旧的老人家告诉族里的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猛犸象可比现在多得多啊，乳齿象和大角鹿也一样。当然，那时候的部落酋长也比较诚实，小孩也比较敬老尊贤。”

>> 不幸的是，人类却用各种方式给家畜带来无尽苦难，但同时又能确保家畜永续生存繁衍。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家畜仍然保留着野生动物的种种生理、情感和社交需求，但这对人类的农场来说毫无意义。农民常常无视这些需求，而且不会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任何代价。动物被锁在狭小的笼子里，角和尾巴被割去剪掉，母幼骨肉分离，而且被有选择地养出畸形。这些动物饱受痛苦，但仍然继续生存繁衍。 这种做法岂不是违反了自然选择最基本的原则？进化论认为，所有本能、冲动、情感的进化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和繁衍。如果是这样，看到家畜这样生生不息，岂不是证明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猪真的有生存和繁衍之外的“需求”吗？

>> 要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只解决生存问题还不够，还要解决繁衍问题，而这也取决于概率计算。自然选择进化出喜好和厌恶的反应，作为评估繁衍机会的快速算法。美丽的外表意味着成功繁衍后代的概率高。如果有位女人看到某位男人，会想：“哇！他真帅！”雌孔雀看到雄孔雀心想：“我的老天！瞧瞧那尾羽！”这其实都是类似自助饮料机在做的事。光线一从男性身体反射到女性的视网膜上，这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无比强大的算法就开始运作了，几毫秒以内，就已经将男性外貌的各种小线索转换为繁衍概率，并得出结论：“这很有可能是个非常健康、有生育能力的男性，有优良的基因。如果我和他交配，我的后代也很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基因。”当然，这项结论并不会用文字或数字表达出来，而是化成熊熊欲火在体内燃烧。对于雌孔雀或是大多数女性来说，这并不是用纸笔来做的计算，而是一种“感觉”。

>> 狩猎采集者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生物高级，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当时典型的部落大概只有几十人，部落周围却有几千只野生动物，部落能否存活，有赖于理解和尊重这些动物的欲望。负责找食物的人要不断问自己，野鹿想做什么？狮子又会想要什么？否则他们就捕不到鹿，也逃不过狮子的利爪。 但农民却与此相反，他们住在一个由人类梦想及思想控制和塑造的世界。虽然人类仍然逃不脱强大恐怖的天灾（例如台风和地震），但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其他动物的想法了。农场上的小伙子很早就懂得怎么骑马、给牛套上犁、鞭打倔强的驴子，以及把羊赶去吃草。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一定是某种自然秩序，或是上天的旨意。

>> 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兴起，带来了人与动物关系的第二次革命。在农业革命中，人类已经删去了动植物的台词，让泛灵论的这出大戏只剩下人类与神之间的对话。而到了科学革命，连诸神的台词也被删去。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成了独角戏。人类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间自言自语，不用和任何其他角色谈判妥协，不但得到无上的权力，而且不用负担任何义务。破解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无声的法则之后，现在人类在这些领域可以为所欲为。 远古的猎人到草原上狩猎，会要求野牛的协助，而野牛也有求于猎人。远古的农民希望奶牛产出更多奶，会祈求神的协助，而神也会向农民开出条件。但在雀巢公司的研发部门，穿着白色实验室制服的研发人员想提升奶牛的产奶量，他们的做法是研究遗传基因，而基因不会向他们要求任何回报。 只不过，正如猎人和农民各有自己的神话，研发人员其实也有一套他们相信的神话。他们最有名的神话其实就是无耻地抄袭了知识树和伊甸园的传说，只是把地点搬到英格兰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根据这个神话，有个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而一颗成熟的苹果就这么掉在他头上。牛顿开始想着，为什么苹果是直直落下，而不是往旁边掉或是向上飞？这个疑问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和牛顿运动定律。

>> 然而，一旦现代科学揭开流行病、病原体和抗生素的秘密，工业化的鸡舍、牛栏、猪圈也就成为可能。靠着疫苗、药物、激素、杀虫剂、中央空调系统、自动喂食装置，现在我们能把成千上万的猪、牛、鸡塞进整齐划一的狭小笼子里，用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猪肉、牛奶和鸡蛋。 而近年来，随着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忽然之间，我们对于所谓低等生物的命运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快要变成低等生物了？如果计算机程序拥有了超乎人类的智慧、前所未有的能力，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程序比人类更重要？举例来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利用人类，甚至为了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而杀死人类？如果你认为就算计算机的智能和力量都远超人类，这种事情还是万万不可，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让人类可以利用或屠杀猪？难道除了有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能力之外，人类还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我们与猪、鸡、黑猩猩和计算机程序有所不同？如果觉得人类确实特殊，那么这种特殊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怎么能够肯定，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拥有这种特殊之处？而如果觉得人类并不特殊，那么等到计算机超越了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又有什么理由说人类生命有特殊价值呢？究竟，人类最早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强大的？而非人类的实体又有多大可能将会超过我们？

>> 相对论不会让什么人生气，是因为它并不抵触我们宝贵的信仰。空间和时间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大多数人压根儿就不在乎。如果你说空间和时间可以弯曲，好啊，请自便。弯就弯吧，关我什么事呢？但相较之下，达尔文却会让我们失去灵魂。如果真去理解进化论，就会发现没有灵魂这件事，而这个想法不只会惊吓到虔诚的基督徒或穆斯林，还会吓到许多一般人。虽然他们不见得有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仍希望每个人都有个一生不变的个人本质，甚至在死后也能保存完好。

>> 字面来看，英文的“individual”（个体、个人）指的就是无法（in-）再分割（divide）的东西。于是，说自己是个“in-dividual”，也就是说我是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由几个独立部分形成的集合。据说这种不可分割的本质就算随着时间过去，也能不增不减、保持原样。我的身体和大脑会不断变化，比如神经元会放电、激素会分泌、肌肉会收缩；我的性格、期望和关系从来不会静止不变，几年或几十年后很有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在一切的最深处，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同一个人，而且我希望能超越死亡。

>> 到底是哪些意识体验构成了心流？主观体验有两个基本特征：感觉和欲望。之所以说机器人和计算机没有意识，是因为虽然它们能力强大，却没有感觉，也没有欲望。机器人可能有电能传感器，在电池快没电时向中央处理器发出信号，让机器人移向插座，自己插上插头充电。但在整个过程中，机器人不会有什么感觉。相对的，快要耗尽能量的人类则会感觉饥饿，渴望停止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人类是有意识的生物，而机器人则不然，逼人工作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崩溃是一种罪，而让机器人工作到电池耗尽却没有任何道德问题。

>> 另一种要抛弃心灵和意识概念的做法，则是从否认其实用性入手，而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包括丹尼尔·丹尼特和斯坦尼斯拉斯·德哈纳（Stanislas Dehaene）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从研究大脑活动来解答，完全用不到主观体验的概念。这样一来，科学家就可以再也不必用到“心灵”“意识”和“主观体验”这几个词了。然而到下面的章节我们就会看到，现代政治和道德就是建筑在主观体验的概念之上的，而且讲到各种道德上的困境，很难只用大脑活动的说法来圆满解决。举例来说，虐待或强奸有什么错？如果从纯粹的神经学角度来看，一个人遭到虐待或强奸，不过是脑中出现某些生化反应，某些电子信号从一些神经元传到另一些神经元而已。这有什么关系呢？大多数现代人之所以对虐待和强奸有道德上的质疑，正是因为其中涉及主观体验。如果哪个科学家说主观体验无关紧要，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不引用主观体验的情况下，解释为什么虐待或强奸是错的。

>> 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于1950年发明，图灵可以说是计算机时代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一个同性恋，但当时同性恋在英国属于违法，于是他在1952年被判犯有同性恋行为，并被迫接受化学阉割。两年后，他自杀身亡。图灵测试其实就是复制了每个同性恋男子在1950年英国必须通过的日常测试：你能装成一个异性恋吗？图灵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就知道，你究竟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根据图灵的看法，未来的计算机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男同性恋者，计算机究竟有没有意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会怎么想。

>> 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就是为了诱发改变，而且不只是改变人类的行为，更要改变人类的感觉。客户找到心理医生，说：“医生，想想办法让我别这么抑郁吧。”他们不是让医生用机械刺激使他们就算心情低落仍然动作灵敏，而是要感觉很开心。如果制药厂觉得用大鼠做实验有助于开发这样的神奇药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认定了大鼠的行为也带有人类的情感。事实上，这正是各家精神医学实验室认同的前提。

>> 而且，就算桑蒂诺不记得过去，也不会想象未来，难道这就代表它缺乏自我意识吗？毕竟，如果有个人既不忙着回忆过去，也不赶着梦想未来，我们还是会认定他有自我意识。举例来说，妈妈看到自己刚会走路的小宝贝要晃到大马路上了，她可不会先想想过去还是未来，而是会像那头母象一样冲过去救孩子。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把对大象的那一套拿来用在她身上，说“妈妈赶去救孩子脱离危险时，其实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只是一时的冲动”？ 同样，想想年轻情侣第一次约会热吻、士兵冲入猛烈炮火抢救受伤的战友、艺术家激情落笔绘出杰作，这些人都不可能忽然暂停，思考一下过去和未来，但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缺乏自我意识，而且比不上那些吹嘘着自己的过去成就和未来计划的政客选举演说？

>> 看来不然，因为翻阅历史，个人的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过一般现代人的水平。现代学校和雇主虽然经常会测试我们的能力倾向，但不管测出来结果多差，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个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时代，自然选择会每天24小时测试你，而且在数不尽的测试中，只要有一项不过关，你就可能立刻毙命。然而，虽然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制作工具的能力更优秀、头脑更清晰、感觉更敏锐，但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 在这两万年间，人类从原本用石矛头的长矛来猎杀猛犸象，进化到能制造宇宙飞船探索太阳系，并不是因为人的双手变得更灵巧了，也不是因为大脑进化得更大了（事实上，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 如果说合作是关键，那么蚂蚁和蜜蜂早于人类几百万年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蜜蜂的合作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举例来说，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改制为蜜蜂共和国。

>>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点出大规模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 多数人以为，现实只有客观或主观两种，没有第三种可能。于是，只要他们说服自己某件事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就贸然认为这件事必然属于客观。如果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如果钱确实能让世界运转，如果民族主义会发动战争，也会建立帝国，那么这一切一定不只是我个人的主观信念。也就是说，上帝、金钱和国家一定是客观的现实啰？ 然而，现实还有第三个层次：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比如金钱并没有客观价值，1美元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拿来穿。但只要有几十亿人都相信它的价值，你就可以拿它来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如果有位面包师忽然不再相信美元了，不愿意让我用这张绿色的纸换他的面包，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再走几条街，就有另一家超市可买。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银员、市场的小贩、购物商场的销售员一律拒绝接受这张纸，美元就会失去价值。当然，这些绿色的纸张还是存在，但它们已经再无用处。

>>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 了21世纪，新科技可能会让这些虚构故事更为强大。为了了解我们的未来，就必须回顾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和苹果公司等的故事，看看它们究竟如何得到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单一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真要说有什么改变，也可能只是在衰退。但是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在增强，它们推动了历史，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硅时代。

>> 神不会死，也没有后代争夺遗产，于是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的苏美尔人发现自己成了神的员工，拿着神的贷款，种着神的土地，也向神纳税。就像现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员工，有人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在古代的乌鲁克，可能某个人是水神恩基的雇员，而他的邻居则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庙刻画了乌鲁克的地平线，神的标志也出现在建筑物、商品和衣服上。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实不过了，就像我们眼中的谷歌和微软一样真实。与先前石器时代的鬼魂和神灵相比，苏美尔的神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实体。

>> 如果苏美尔的诸神让我们想起现代公司的品牌，那么像法老这种“活神”就像是现代的个人品牌，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麦当娜（Madonn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感，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在猫王的一生中，这个品牌通过卖唱片、门票、海报和版权赚了数百万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猫王这个生物体，绝大多数都是由经纪人、律师、制作人和秘书组成的团队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猫王已然去世，这个品牌仍然可以运转。即使到今天，歌迷还是可以购买猫王的海报和专辑，广播电台还要支付播放版税，每年也还是有超过50万的歌迷如朝圣般涌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猫王家宅——雅园（Graceland）。

>> 虽然从文字历史中处处可见这样的悲剧，但对于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来说还是利大于弊，至少从政府的角度看来是如此。没有统治者能够抵挡得住文字改变现实的诱惑，而如果因此导致灾难，补救的办法似乎也就是写出更多的备忘录，发布更多的准则、告示和命令。 我们可能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够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只要和税务机关、教育体系或其他烦冗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你就知道几乎没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写的反而才更重要。

>> 现代教育系统也有许多现实向文字低头的例子。如果我要量自己桌子的宽度，要用哪个度量衡单位无关紧要。不管它是200厘米还是78.74英寸，桌子的宽度并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是官僚体系要衡量人的时候，用哪个标准差别就很大了。学校一旦开始用说一不二的分数来评估学生，数百万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分数是历史相对晚一些的发明。狩猎采集者从来不需要用标记来评估自己的成就，甚至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也很少有教育机构会使用精确的分数。到了年终，某个中世纪的补鞋学徒并不会收到一张纸，说他的鞋带技术拿了个A，但鞋扣技术只有C–。在莎士比亚时代，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只有两种可能，即拿到学位或是没拿到学位，没人想过要给某个学生74分、另一个学生88分这种事。

>> 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

>> 法老时代的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王国，但对于底层的农民来说，强大的国力只代表着他们要缴税、要服劳役，并不代表能得到医疗或社会保障服务。 此等缺憾并非埃及独有。无论是中国历代、伊斯兰帝国还是欧洲各个王国，虽然都是成就斐然，但就算到了公元1850年，一般人的生活比起远古狩猎采集者仍然不见得更好，而且实际上可能更糟。1850年，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劳工，工时都比狩猎采集者更长，工作对身体的负担更重，对心理的压力也更大；他们的饮食比远古更不均衡，卫生条件更为落后，而传染病则更为常见。

>> 人类合作网络评价自我时，常常用的就是自己发明的标准，屡获好评也就毫不意外。特别是以虚构实体之名（例如神、国家和公司）而建立的人类网络，自然也就是从虚构实体的角度来判断是否成功。这样一来，宗教的成功就在于信众彻底遵循神的旨意，国家的成功就在于提升国家的利益，企业的成功就在于钱财滚滚而来。 因此，评价任何人类网络的历史时，建议可以经常暂停一下，改从真实实体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怎么知道某个实体是否真实？答案很简单，只要问问自己“它是否会感觉痛苦”就行了。放火烧了宙斯的神庙，宙斯并不会感觉痛苦；欧元贬值，欧元不会感觉痛苦；银行破产，银行不会感觉痛苦；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国家也不会真正感觉痛苦。这些实体，都只是比喻。然而，如果是士兵在战争中受伤，他确实会感觉痛苦；饥饿的农民没有食物可吃，会感觉痛苦；母牛被迫与新生小牛分离，会感觉痛苦。这些实体，则属于真实。

>> 自由主义者或其他现代信仰的追随者并不喜欢自己相信的系统被称为宗教，原因就在于他们总觉得宗教就是迷信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如果你说他们是宗教信徒，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指责他们盲目地做着白日梦。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意味着他们相信某些道德法则系统，认为这些法则虽然不是人类发明的，但人类仍然需要遵守。据我们所知，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此类信仰。每个社会都会告诉其成员，他们必须服从一些高于人类的道德法则；而如果违反这些法则，就会导致灾难。

>> 为什么说这样的过程有“灵性”？这是古代二元论宗教的遗产。二元论相信有两个神，一善一恶，善神创造了纯洁而永恒的灵魂，住在一个灵性而充满幸福的世界；恶神（有时称为撒旦）则创造了另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撒旦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创造的事物永续，因此在物质的世界里，一切终将腐败瓦解。为了将自己创造的瑕疵品赋予生命，撒旦就会诱惑来自纯洁灵性世界的灵魂，再将灵魂关在物质的身体里，这就成了人：一个美好而灵性的灵魂，被困在邪恶而物质的身体里。而由于灵魂的监狱（也就是身体）会衰老死亡，撒旦就必须不断用各种肉体的欢愉来诱惑灵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物、性和权力。等到身体终于回归尘土、让灵魂有机会逃回灵性世界时，对肉体欢愉的渴望就会诱惑它再次回到另一个物质的身体里。于是，灵魂就这样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虚耗光阴，追求食物、性和权力。

>> 这种旅程与宗教有根本的差异，因为宗教要巩固世俗秩序，但灵性要逃离世俗秩序。通常，灵性的流浪者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挑战各大宗教的信仰和惯例。佛教禅宗就曾说“逢佛杀佛”，讲的是在灵性的道路上，如果发现佛教已经落入僵化、固定的窠臼，就必须连这些一起摆脱。 对宗教来说，灵性是一种危险的威胁。宗教通常会努力避免信众踏上追求灵性之旅，而许多宗教系统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是来自那些追求食物、性和权力的普通人，而是来自那些追求灵性和真实、无法用陈词滥调打发的人。正因为如此，推动新教徒反抗天主教会权威的，并非坚持享乐主义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虔诚而苦修的修士——马丁·路德。路德对于生命有许多存在主义的疑惑，希望得到解答，而且他拒绝接受教会用各种礼仪、仪式和契约给出的答案。

>>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灵性之旅总是以悲剧收场，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整个社会。人类要合作，就不能只有问题，而是需要坚定的答案。推倒某些荒谬的宗教制度，往往又促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曾发生在二元论者身上，他们的灵性之旅就变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也发生在马丁·路德身上，他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法则、制度和仪式后，却发现自己正在写下新的法则、建立新的制度、发明新的仪式；甚至连佛陀和耶稣也未能幸免，在坚持追求真理的路上，他们颠覆了传统印度教和犹太教的法则、仪式和制度，但到头来，以他们之名却建立起更多的法则、仪式和制度。

>> 更重要的是，科学如果想要打造出可行的人类制度，必然需要宗教协助。虽然科学家能够研究世界如何运转，却没有科学方法告诉我们人类该做些什么。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氧气就无法生存，然而，我们是否能用窒息来处死罪犯呢？能够回答这种问题的并非科学，唯有宗教。

>> 宗教最在乎的其实是秩序，宗教的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而科学最在乎的则是力量，科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得到力量，以治疗疾病、征伐作战、生产食物。就个人而言，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可能很在意真理；但就整体而言，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喜好远不及秩序和力量。因此，两者一拍即合。对于真理毫不妥协的追求，其实是一次灵性之旅，在宗教或科学机构之内却很少见。 因此，对于现代历史更准确的一种看法，其实是科学与特定宗教（也就是人文主义）达成协议的过程。现代社会相信人文主义教条，而科学的用途不是为了质疑这些教条，而是为了实现这些教条。就算在21世纪，也不太可能有纯粹的科学理论取代人文主义教条，但让两者目前携手同行的契约可能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其他后人文主义宗教之间截然不同的契约。

>> 如果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比如战争、瘟疫或干旱，大家还是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是在一场宇宙大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切都是神或自然法则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脚本，但可以放心，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可怕的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某个更伟大计划里的场景。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剧作家值得信赖，故事的最后一定有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结局。因此，就算发生了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为了最后的美好结局；就算现在看不到，来世总会等到的。”

>> 现代文化则不再相信有这种伟大宇宙计划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活在超脱日常生活的戏剧之中，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

>> 投入更多研究资金，就能促进技术突破、加速科技进步。新科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为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时间每过去10年，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食物、更快速的交通工具和更有效的药物。总有一天，我们会累积足够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发明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快乐幸福，而且这一切将不会有什么神灵前来阻挡。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对人类形成巨大的诱惑，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威胁。“无所不能”似乎唾手可得，但在我们脚下却有一个完全虚无的深渊。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历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

>>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想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拥有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重点。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他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在今天，不论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可能各自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他们都同样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例如，虔诚的印度教徒纳伦德拉·莫迪之所以能在2014年当选为印度总理，主要在于他成功促进了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许多人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印度低迷的经济起死回生。类似的观点也让伊斯兰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掌权至今。其所属政党名为“正义与发展党”，就是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埃尔多安政府也确实在十多年间维持着令人佩服的经济增长率。 至于日本首相——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承诺将挽救日本沉寂20年的经济困局，其措施大胆而不寻常，有“安倍经济学”之称。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实践着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简而言之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 至于新加坡这个极其务实的城市国家，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思维，让部长的薪资与国家GDP挂钩。新加坡经济增长，政府部长就能加薪，仿佛这才是工作唯一的重点。

>> 北京的污染状况已经相当严重，有时民众必须避免户外活动，有钱人会花几千美元安装室内空气净化系统，更有一些超级富豪甚至连自家院子都会装上保护设施。2013年，北京的一些贵族学校甚至斥巨资在网球场及运动场地盖起了巨大的圆顶帐篷，其他学校也纷纷跟进。中国空气净化市场发展蓬勃。至于大多数北京居民，自己当然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品，也无法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

>> 人类发现自己陷入了双重竞赛。一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步伐。10亿中国人和10亿印度人都希望过上像美国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而如果美国人还是开着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逛着购物中心，他们实在找不到有什么理由不去全力追求梦想。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能在生态世界末日前悬崖勒马。每年，处理这种双重竞赛的挑战都会越来越艰巨，因为只要在德里贫民区的居民更接近美国梦一步，都是在把地球进一步推向末日的边缘。

>> 我们责怪自己、责怪老板、责怪贷款、责怪政府、责怪学校，但罪魁祸首其实不是他们，而是这份现代契约，即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然签字画押的契约。在前现代的世界里，人类就像是在职级系统里的低级别职员，每天只要一打完卡，就只需等着别人去做点什么事；但到了现代，人类自己成了需要承担责任的老板，也就时刻感受到压力。

>>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承诺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也确实实现了，但代价是什么呢？为了换取力量，这份契约要求我们放弃意义。这种令人心寒的要求，人类该如何应对？遵守要求，可能会带来一个黑暗的世界，丧失道德、美学或同理心。但从目前的事实看，人类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而且也更为和平，合作也更为愉快。人类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的世界上，道德、美丽甚至同理心，是如何保存下来并且发展蓬勃的呢？

>> 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无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教条，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类”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中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中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 虽然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人类确实享有独特的能力和机会，但同时认为人类就是一种无知和堕落的生物，如果没有外力监督指导，就不可能理解永恒的真理，只会沉溺在一时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指出人类不免一死，各种观点和感受会如风般易逝。人们在今天全心爱着某样东西，明天就可能会厌恶，等到下周，甚至连自己也已过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据人类观念生出的意义，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这么说来，如果要讲绝对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就必须依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来源制定的永恒法则。 根据这个观点，神不仅成了意义的本源，也成了权威的本源。意义和权威始终携手共进。那些判断我们的行为究竟属于好坏、对错、美丑等意义的人，也会获得权威，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 我们的感受不仅能提供个人生活中的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当想知道该由谁来统治国家、采用何种外交政策、使用何种经济手段时，我们不会从古籍经典里找答案，也不会只听教皇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大多数国家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聆听人民对当前事务的看法。我们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正是最终的政治权威。 然而，选民又怎么知道该选谁？至少在理论上，选民要探寻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顺心而为，但这并不容易。想要触碰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就得先过滤掉那些没有意义的宣传口号、无耻政客无尽的谎言、狡猾名嘴放出的各种烟幕弹，以及被收买的专家提出的貌似专业的看法。先去除掉所有这些喧嚣嘈杂，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接着，内心真正的声音会在你耳边轻声说“投给卡梅伦”“投给莫迪”或“投给希拉里”，于是你就在票上盖下印记。这就是我们决定该由谁来领导国家的方式。 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种方法实在愚不可及。对于重要的政治决定，怎么可能以无知俗人一时的感觉为判断基础呢？当英格兰在玫瑰战争之后面临分裂时，从来没人提过要用全民公投来解决。哪有可能让每个乡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选择兰开斯特或约克？同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从没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这是神的旨意，政治权威从天而降，不是起于凡人之心。

>> 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西方，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中世纪，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了政治、道德和美学的权威来源，无法判断对错、好坏、美丑。这还得了？相较之下，今天要说自己不信上帝却是再容易不过，因为这并不会让一个人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仍然能够通过内在的体验得到非常丰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价值观。 如果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如果内心让我要信上帝，我就信。我相信是因为自己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内心告诉我，他就在那里。但如果我不再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的内心突然告诉我世上没有上帝，我也就不再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权威的本源都在于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信上帝，其实他更信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 下面，我以5张照片解释人文主义。

• 人文主义政治：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 人文主义经济：顾客永远是对的
• 人文主义美学：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
• 人文主义伦理：感觉对了，就做吧
• 人文主义教育：为自己想

>> 但人文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等到人类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一个获取伦理知识的新公式出现了：知识=体验×敏感性。如果想知道任何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面向自己内心的体验，以最大的敏感性来观察它。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追求知识的方法要靠多年的体验累积，并锻炼敏感性，好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体验。 体验究竟是什么？体验并不是实证数据，也不是由原子、电磁波、蛋白质或数字组成。体验是一种主观现象，有三个主要成分：知觉、情绪及想法。在任何时刻，我的体验都包括了我的一切知觉（热、愉悦、紧张等），我感觉到的情绪（爱、恐惧、愤怒等），以及一切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 敏感性又是什么？敏感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注意到自己的知觉、情绪和想法；第二，允许这些知觉、情绪和想法影响自己。当然，并不是略有风吹草动就反应激烈，重点是要对新的体验持开放态度，允许新的体验改变自己的观点、行为甚至个性。 体验和敏感性会形成一个互相加强的无限循环。没有敏感性，就无法体验任何事物；不体验各种事物，就无法培养敏感性。敏感性并不是能够靠读书或听演讲来培养的抽象能力，而是一个实践技巧，必须在实践中慢慢成熟。

>> 关于茶的这些认识，也可以应用到所有其他美学和伦理知识中。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带着良知。在人生旅程上，害人者人恒害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道德敏感性就会变得敏锐，这些体验就能提供有价值的道德知识，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对的，以及自己是怎样的人。 因此，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体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说，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他还写道：“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这正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座右铭。

>> 文化比较这种雷区，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进化人文主义却是开开心心地跳进来，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这场混乱。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条线把自己和其他动物隔开，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优越，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如人比狼优越，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先进。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比我5岁侄女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贝多芬谱出的音乐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们就是敢说！

>> 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然后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 到头来，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研读古代经典或审视预言中的梦想。蒸汽机、铁路、电报和电力造成前所未闻的问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都市无产者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些人的体验、需求和希望当然与《圣经》时代的农民大不相同。为了响应这些需求和希望，马克思和列宁研究了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 100年前有些曾经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上新科技。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坚守着马克思和列宁在蒸汽时代构思的想法，未能理解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的力量。反观自由主义，适应信息时代的能力高出许多。这也就能够部分解释，为何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预言从未实现，为何最后竟是自由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如果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会劝他的追随者，多花点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

>> 然而，不管多进步，只要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无法坦承自己的伦理来自福柯或哈拉维。所以他们又回到《圣经》、圣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翻天覆地彻底搜索，一页接着一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最后终于找到他们需要的：有些箴言、比喻或裁定，只要解释的方式足够有创意，就能代表上帝也为同性婚姻赐福，女性也能领受司铎。然后，他们就能假装这个想法来自《圣经》，虽然其实来自福柯。《圣经》早已不再真正启发灵感，但仍被尊为权威的来源。

>> 所以，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来看，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小块属于“自由意志”。到头来，我们奉为神圣的“自由”就像“灵魂”一样，只是个空虚的词语，只存在于人类发明的想象故事中。 进化论像为自由的棺材钉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永恒的灵魂”在进化论面前就是说不通，而“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人类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选择的余地？根据进化论，动物做的所有选择（选择栖息地、食物或伴侣）都是基因密码的反映。如果有适当的基因，让一只动物选了营养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侣，这些基因就能传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适当，让这只动物选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虚弱的伴侣，这些基因就会灭绝。然而，如果这只动物真能“自由”选择吃什么、与谁交配，自然选择就无用武之地了。

>> 智人的实验则显示，人也像大鼠一样可以被操纵。只要能刺激人脑正确的位置，即使是爱、愤怒、恐惧或沮丧这些复杂的感受，也能够被创造或抑制。美国军方最近开始实验在人脑中植入计算机芯片，希望能够治疗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士兵。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Hadassah Hospital），医生为躁郁症处于急性抑郁期的患者用了一种创新疗法。他们将电极植入患者大脑，并连接到植入患者胸部的微型计算机。每次从计算机得到命令，电极就会放出一股微弱的电流，使造成抑郁的大脑区域麻痹。这种疗法并非万无一失，但有部分案例显示，那些一直折磨着他们的空虚和黑暗，就像变魔术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令人质疑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 在21世纪，有三项“务实”的发展，可能会让这种信念成为明日黄花： 1.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因此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不再继续认同人类有太多价值。 2.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无价值。 3.社会系统仍然会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一般大众。

>> 股票交易员同样面临这种危险。现在大多数的金融交易都已经通过算法来管理，只要一秒，能处理的数据量就比个人花上一年处理的数据量还要大，而且瞬间就能做出反应。2013年4月23日，叙利亚黑客入侵美联社官方推特账户。当天13点07分，他们发出推文，称白宫遭到攻击、奥巴马总统受伤。各个持续监控所有新闻媒体的交易算法瞬间做出反应，疯狂抛售股票。道琼斯指数如同自由落体，短短60秒大跌150点，相当于有1360亿美元瞬间蒸发！13点10分，美联社澄清，表示该推文并不属实。于是算法开始倒车，到了13点13分，道琼斯指数几乎已经完全收回先前的损失。 2010年5月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还经历过更剧烈的震荡。在14点42分到14点47分这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内，道琼斯指数狂跌1000点，1万亿美元烟消云散。但接着，只花了三分多钟，指数就回到了狂跌前的水平。把我们的钱交给超高速计算机程序来操作，就是会发生这种事。这次事件被称为“闪电崩盘”（Flash Crash），而专家还在努力研究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一定是算法出了问题，但无法确认错在哪里。美国部分交易商已经对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提起诉讼，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人类的歧视，人类在反应速度上绝不可能与之匹敌。仅是讨论这是否真正构成侵权，就会给律师带来大量的工作，当然也有大量的收入。

>> 如果认为人类永远都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无意识的算法永远无法赶上，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对于这种空想，目前的科学反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项原则： 1.生物是算法。每种动物（包括智人）都是各种有机算法的集合，是数百万年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2.算法的运作不受组成物质的影响。算盘的算珠无论是木质、铁质还是塑料质，两个珠子加上两个珠子还是等于四个珠子。 3.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非有机算法永远无法复制或超越有机算法能做的事。只要运算结果有效，算法是以碳为载体还是以硅为载体又有何差别？

>> 只要算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就能蓄积财富，再用来做自己认定的适当的投资，或许是把你的房子买下来，当你的房东。而如果你侵犯了这套算法的法定权利（比如不付房租），算法就会聘请律师，把你告上法庭。如果算法的收益持续超过人类基金经理，我们最后可能就得面对一个由算法组成的上层社会，地球的绝大部分都掌控在它们手上。在你觉得这实在是痴人说梦之前，请不要忘记，目前拥有绝大部分地球的正是各种非人类的互为主体实体，也就是国家和公司。

>> 当然，到了2033年也可能出现许多新职业，比如虚拟世界的设计师。然而，此类职业可能会需要比当下日常工作更强的创意和弹性，而且如果收银员或保险业务员到了40岁中年失业，能否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设计师，也实在难说。就算他们真的转型成功，根据社会进步的速度，很有可能再过10年又得重新转型。毕竟，算法也可能会在虚拟世界里打败人类。所以，这里不只需要创造新工作，更得创造“人类做得比算法好”的新工作。

>> 从历史观点来看，有趣的是算法在这个案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朱莉在做出对生活如此重要的决定时，并没有登上山巅俯瞰海洋、看着太阳沉入海中、触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觉，反而宁愿听听自己的基因怎么说，而基因的表达方式并不是用感觉，而是用数字。当时，朱莉的身体并没有任何疼痛或不适，她的感觉告诉她：“放轻松，不会有事的。”但医生用的计算机算法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你并未感觉有任何不适，但你的DNA里有个定时炸弹正在嘀嗒倒数。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就处理！”

>> 因此，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向实在太骇人，该怪的并不是那些计算机怪才，这其实是生物学家的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力量来自生物学的洞察，而非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各种算法。如果生物的功能真的和算法大有不同，就算计算机在其他领域大展神威，仍然不可能了解人类、引导人类的生命，更不可能与人合而为一。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单纯的机械事务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移到了算法网络。 确实有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恐惧，但事实上，也有数百万人再乐意不过。今天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和个性，把许多生命点滴全放到网络上，每个行动都记录下来，与网络的连接一中断，就算只是几分钟，也会让他们歇斯底里。就在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由算法代替人类权威的情形，不是因为什么重大的政府决策，而是由于狂潮般的个人日常选择。

>> 要希望这种过程在21世纪重演，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原因有二：第一，医学的概念正在经历巨大变革。20世纪的医学旨在治愈病人，但21世纪的医学则逐渐走向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治愈病人”代表的是一种平等，因为这假设有个身心健康的规范标准，而人人都应享有这样的健康。如果有人低于标准，医生就该解决问题，让这些人能够“像大家一样”。相较之下，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背后则是精英的概念，因为这里并没有所有人通用的标准，而是要让某些人比其他人强。人类就是希望自己记忆力比别人强，智商比别人高，性能力更不能输。如果某种升级已经变得太廉价、太普遍，人人都能升级，那等于就是把基线提高，等着下一代疗法继续超越。

>> 第二，就算会有许多医疗突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穷人到了2070年一定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因为国家体制和精英阶层可能根本不想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医药之所以能在20世纪使大众获益，是因为20世纪是大众的时代。20世纪的军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士兵，经济发展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工人。因此，各国都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确保国民的活力和健康。人类最大的医疗成就正是为大众提供卫生设施、疫苗接种，消灭流行病。1914年，日本精英阶层之所以愿意为贫民接种疫苗，在贫民区兴建医院，修建污水处理系统，正是因为如果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和经济强国，就需要数百万健康的士兵和工人。 但这种大众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针对大众的医学也将随之走入历史。随着人类士兵和工人让位给算法，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

>> 在21世纪，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的精英会想做什么？是要投资解决几亿穷人的问题，还是让少数百万富翁升级？在20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世纪，精英阶层最有效（虽然十分无情）的策略，很可能是干脆切断百无一用的三等车厢，只让头等车厢继续前进。想与日本竞争，巴西需要的可能不是几百万个健康的普通工人，而是少数几个经过升级的超人类。

>> 嗅觉、注意力和做梦的能力都不如以往，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贫瘠灰暗？或许会。但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来，这都是值得的。老板会希望你常常检查电子邮件，而不是常常闻花或做白日梦。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未来要将人类的心智升级时，反映的也可能是政治的需求、市场的力量。 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的“专注头盔”，就是要帮助人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加速决策过程。但这也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同理心，让他们忽视心中的种种怀疑和内部冲突。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指出，抑郁的人常常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想法、同情他们的恐惧和疑虑。假设现在你的工作出现危机，新老板不喜欢你的想法，坚持要你乖乖听话就好。过了特别不顺的一天后，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朋友。但朋友正在忙，腾不出什么时间和精力，于是打断了你讲到一半儿的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好，我知道了。遇到这个情况，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辞职，或是留下来听老板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辞职。”但这大概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会比较有耐心，不会急着找出解决方案，而是会聆听你的忧虑，给你时间和空间，好让种种矛盾的情绪和折磨人的焦虑一一浮现。

>>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心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几乎完全不知道心理的完整频谱是什么，再加上政府、军队和企业各怀鬼胎，灾难简直不可避免。有可能到头来，我们成功地让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心智。确实，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对系统来说，降级后的人类反而更有利，原因不是这种人拥有什么卓越的特点，而是这种人少了一些可能拖慢系统、造成困扰的人类特质。农民都知道，羊群里面最聪明的那只常常会惹出最大的麻烦，所以农业革命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动物的心理能力。而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一样的效果，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但几乎不会去注意其他事，不会做梦，也不会怀疑。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

>> 人文主义者常常难以接受这种方法，但还是别太早就下判断。人文主义者建议“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毁了许多人的生命；适当用药，反而大大改善了几百万人的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为了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现有的尖叫和怒骂音量调小。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许多“内心的声音”和“真实的愿望”只不过是生化失衡和神经疾病的产物。生化失衡让患有抑郁症的人总是戴着一副抑郁的眼镜看待事物，于是一再抛弃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关系。这时该做的，可能不是聆听这种破坏性的内心的声音，而是直接叫它们闭嘴。

>> 在此，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毕竟，能够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这样的控制成真，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意志和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就永远无法处理和这些科技的关系。

>>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 这种数据处理的概念，也能够解释为何资本家喜欢降税。重税代表可用资本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单一地点（国库），也就有越来越多决策必须由单个处理器（政府）来决定。这样一来，整个数据处理系统就会过度集中。假设税收高到离谱，几乎所有资本都流到政府手中，一切由政府决定，包括面包的价格、面包店的位置，以及研发预算。在自由市场中，如果某个处理器做出错误的决定，立刻就会有人乘虚而入。但如果几乎所有决定都操纵在单一处理器手中，一犯错就可能是场大灾难。 这种所有数据都由单处理器来处理并决定的极端情况，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在苏联经济里，号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换句话说，政府会把你的利润全部取走，再判断你有什么需求，并提供给你。虽然这种极端方案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苏联及东欧可说是尽力逼近。它们放弃了分散式数据处理的原则，转换为集中式数据处理，苏联各地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莫斯科一处，也是由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直接沟通，而且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

>> 正因为科技进步如此迅速，不论议会还是独裁者都被来不及处理的数据压得喘不过气，现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个世纪前狭窄太多。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

>> 随着全球数据处理系统变得全知全能，“连接到这个系统”也就成了所有意义的来源。人类之所以想要融入这个数据流，正是因为只要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你就会加入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传统宗教向你保证，你说的每个字、你的每个举动，都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上帝一直看着你，也在意你的所有想法与感受。至于现在的数据宗教则说，你说的每个字、你的每个举动，都是伟大数据流的一部分，算法一直看着你，也在意你的所有想法与感受。大多数人都对此非常满意。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要他们脱离数据流，就等于是要冒着失去生命意义的风险。如果你有了某种感受，而别人都不知道，也并未对全球信息交换有任何贡献，又有什么意义呢？

>> 当然，就算数据主义有错，生物不只是算法，也不一定能阻止数据主义接管世界。过去就有许多宗教，虽然在事实上不尽正确，却也是大受欢迎、大权在握。如果基督教和政治风潮都能如此，数据主义何独不然？而且，因为数据主义正传播到所有科学学科，前景一片光明。只要能成为统一的科学范式，就很容易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教条。要反驳科学范式并非易事，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哪个科学范式真正得到整个科学界一致的采用。于是，某个领域的学者总是能从外部带入一些异端观点。但如果包括音乐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内的每个人都采用了同样的数据主义范式，各种跨学科研究只会让这个范式不断增强。这样一来，就算范式本身仍有缺陷，趋势也极难抵抗。

>> 这三项发展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仍能常挂于心： 1.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 2.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 3.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什么变化？

>> 感谢我的老师萨蒂亚·纳拉扬·戈恩卡（Satya Narayan Goenka，1924—2013），他教导我内观禅修（Vipassana meditation）的技巧，让我能够观察事物的真相，更了解心灵及世界。如果没有过去15年来禅修带给我的专注、平静及见解，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