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则更乐于出手相助。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个叫做多变量测试(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最后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个人科学推理的结果。

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在197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e,这篇论文堪称是传世之作,它指出,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两人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

本能归本能,有些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本能。他们知道自己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带来偏见,所以他们不轻易纵容这种情绪。他们看到好的冒险机会敢上,遭遇损失却不放在心上。他们看到好人好事主动夸,听说坏消息却能够保持淡定。

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运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原子在电磁场中运动,个人意愿能改变的事情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随波逐流。但即使所有人都随波逐流,复杂的系统也会出现非常激烈的“事件”。有人用计算机模拟发现,哪怕没有任何消息输入,仅仅是交易者之间的简单互动,也可能让股价产生很大的波动。这些波动发生就发生了,并没有什么目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有阴谋论者站出来说这是谁谁为了某个目的故意制造的,但事实上,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手段非常有限。在正经的经济学家看来,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归罪于索罗斯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不但大学生如此,在职场上也是自控能力强的人更受欢迎。他们不仅工作干得好,而且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更能从别人的角度思考,更不容易出现偏执和抑郁之类的心理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排除智力因素,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个人成就、家庭幸福还是人际关系,最能决定成功的只有自控。

格拉德威尔说,一般有创造性的人物,都要有点特立独行(disagreeableness)的气质:你要敢于做一些社会上通常认为不应该做的事。你不是去适应这个社会,而是让这个社会去适应你。他们追求取胜,他们根本不追求别人的喜欢。 维护现有的社会格局和强调遵守游戏规则,那是高富帅的事。而改变规则则是屌丝的特权。

在体育和音乐训练中,比较强调“分块”练习。首先你要把整个动作或者整首曲子过一遍,然后把它分解为很多小块,一块一块地反复练习。在这种训练中一定要慢,只有慢下来才能感知技能的内部结构,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天才密码》一书介绍,美国最好的一所音乐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甚至干脆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学生只能跟着她练分块的小段。她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地在练习!

搞科研的最好办法是尽快找个实验室进去跟着开干。先做一些处理数据之类的打杂的事,给导师和师兄当个学徒,慢慢耳濡目染之下,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做研究了。毛泽东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文化程度一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靠的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耍酷,不是为了有谈资,是为了用!对比之下,美国大学里面的理工科课程就非常注重联系实际,在考试和作业之外特别强调做项目。一学期让学生做好几个有实战意义的项目,追求学以致用,逼着学生为了完成项目而学习知识。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学生组成小组合作完成,比如分工编程组装一个机器人,其需要调用的知识并不限于课堂讲过的,跟真正的科研没什么区别。

一个动作做得好与不好,最好有教练随时指出,本人必须能够随时了解练习结果。看不到结果的练习等于没有练习:如果只是应付了事,你不但不会变好,而且会对好坏不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刻意练习是以错误为中心的练习。练习者必须要对错误极度敏感,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一直练习到改正为止。

我认为真正的人才不是靠课程、院系、考试大纲的设置培养出来的。培养人才的有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徒制。师父带着徒弟参与一个实际的项目,徒弟在试错中提高。不管是科研、工程还是艺术,都是如此。一个教育体制的关键不在于往学校里投入多少钱,而在于其是否提供了足够多、足够好的动手机会。

被难题缠身的菜鸟员工,惶恐不安的无名小辈,他们在贝尔都有自己的导师,这些导师可都与那些“写书人”和大牛一起工作,关系密切.一些贝尔实验室的新员工往往对此感到震撼,因为他们被告知可以向著名的数学家,诸如Claude Shannon,或者传奇物理学家William Shockley直接提出自己的疑问。而且,贝尔实验室的策略是,大牛们不允许回避菜鸟们提出的问题。

有个著名的小提琴家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你可以练一整天;可是如果你是练习脑子,你每天能练2个小时就不错了。高手的练习每次最多1~1.5小时,每天最多4~5小时。没人受得了更多。女球迷们可能认为像贝克汉姆那样的球星整天就知道耍酷,她们不知道的是很少有球员能完成贝克汉姆的训练强度,因为太苦了。

如果你想学点知识,最好的办法是找本书——最好是正规的教科书或者专业著作——然后老老实实地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坐下反复读,而且还要自己整理笔记,甚至做习题获得反馈。如果你坚持不了8分钟,你不适合学这个。 练习需要重复,而重复一定不好玩。教育需要全面,而娱乐一定只关注其中好玩的部分。所以娱乐跟学习必然是不相容的,如果你是在娱乐,你就不是在学习。你可以用娱乐的手段号召人去学习,但娱乐本身绝对不是学习。

世界并不需要一千个钢琴大师或者一万个足球明星,这些少数的幸运儿已经把所有位置都占满了。如果你想享受快乐童年,你的位置在观众席。

当时场上的九个球员都在“例行公事”,而有一个孩子却在全力以赴。看他打得那么拼命,我以为他的球队正以1分落后,而比赛还有两分钟结束。然后我看了一眼记分牌,现在他的球队落后20分,而比赛还剩一分钟! 乔丹在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所有球员中最想赢球的,他总是有极强的目的性,永远都想改进自己的技术弱点。他对赢球是如此渴望,以至于他会骂那些不努力的队友,公牛队的新秀在第一年时往往都会抱怨受不了乔丹的骂。

所以,一个人爱好什么,喜欢干什么,能死心塌地地在什么方向上刻意练习,基本上是天生的。 人并不仅仅被动地等着被环境改变,有一个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基因,而人可以出去寻找自己的基因所喜欢的环境,也就是那些能给我们“自私的基因”提供最大的生存和复制机会的环境。基因决定喜好,喜好决定我们追求什么。

好书之所以要读两遍,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心得、灵感和联系。对一本讲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的书,在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陷入作者的思想之中,我们大脑的全部带宽都被用于理解作者的思想,而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产生别的想法了。“幽默是智力过剩的体现”,想法也只在带宽过剩的时候才会冒出来。只有当你读第二遍的时候,你才能气定神闲地发表意见。第一遍读是为了陷进去,第二遍读是为了跳出来。

世界上有很多比读书重要的事。在做事和读书之间,做事优先。但读书是除实践外迅速积累见识的最好办法。在电视出现以前,人们无事可做的时候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读书。现代人因为有洗衣机、洗碗机这些自动化设备,每天空闲时间比过去多得多,可是人们把大部分认知剩余都奉献给电视了。而电视这个东西从根本上就是面向尽可能多的大众的,就如同广场上的集体舞。读书人不屑于广场舞,我们追求的是武功。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领导者,你每时每刻都能接触到各种号称可以改变世界,至少可以改变你们公司的“新思想”。这些思想逻辑上都无懈可击,但实施的过程是有风险的。上面的两个故事中的新思想都要求对企业运行方式做一次彻底的改革。企业不能每年都搞一次这种彻底改革。对于领先的企业,更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谚语说,If it works, don't fix it! 只有落后者,光脚不怕穿鞋的,反而可以冒这个险。冒险至少还有赢的机会,不冒险就输定了。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不说创新是落后者的“权利”,而说,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

人生面临着一个风险悖论。如果你一辈子谨慎小心,干什么事情都谋定而后动,你的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而如果你勇于承担风险、大胆尝试,你可能会特别失败,但也可能特别成功。那么平均而言,我们到底应该更冒险一点好,还是更谨慎一点好呢? 根据2011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答案是冒险更好。生活中有自信和不自信的人,还有一种过度自信的人,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尝试去干一些比他们水平高的人都不敢干的事情,而这种人却往往能够侥幸成功。而且平均而言,他们比能正确评估自己能力的人更成功。

打赢一场仗,经验值立即上升,战利品立即到手。这个规则看似简单,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非常少见的。即时的回报会给做事的人一个正反馈,使他更投入地继续工作,这种正反馈一旦运行起来,只有人的生理极限才能限制他的工作强度。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政府职员在上班时间悠闲地看报纸,而一个小商贩却可能在工资更低的情况下拼命地加班加点,其根本的技术原因是这个小商贩的每一个动作都可立即转化为收益。即时正反馈,就是游戏上瘾动力学。

“弱联系”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同的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如果你只跟亲朋好友交往,或者认识的人都是与自己的背景类似的人,那么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什么人都认识的人机会多。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这样来说,岂不是从一个人的社交网络结构,就能判断这个人的经济地位如何了吗?

看来经常出去参加饭局的确比在家待着强,但是那些连饭局都不参加的创业者有可能更强。现在我们再考虑公司开起来以后的信息来源。如果你在创业过程中的信息网络主要由弱联系构成,你的创新能力是那些指望强联系的公司的1.36倍。而如果你干脆不靠熟人,直接从媒体和不认识的专家那里获得信息,你的创新能力则是强联系公司的1.5倍。而从社交网络来看,跟前面的数据的结果一致,你的社交网络越多样化,你的创新能力就越强。那些拥有极度多样化社交网络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强联系也有弱联系,还接受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的意见,其创新能力是那些只有单一社交网络的人的3倍。

更大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拿人做试验,比如不能逼人吸烟。这时候就只能被动地集邮,而通过纯粹的被动调查来做研究的方法叫做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最容易的流行病学研究是所谓回顾性(retrospective)的问卷调查:先找到病人,然后询问并比较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调查的难度在于病人对自己以往生活的回忆常常不准确,甚至是有偏见的。他们可能会自己推断出一种病因,然后刻意地强调这种病因。

一个更可靠的办法是前瞻性(prospective)调查。比如说科学家想知道核辐射对人体的损害,现在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之后哪些地区的哪些人受到了辐射是非常明确的,根本不用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自然也就没有偏见。有了干净的初始数据,科学家只要长期跟踪这些被打了核辐射标签的人群,再跟正常人对比,就可以知道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可是这里的困难就在于“长期”,核辐射的影响也许几十年才能看出来,那时候也许病人还没死科学家已经先死了。

如果这条新闻说的是医学研究,那么最理性的选择是……(d),别当真。那些写在晚报副刊上的各种所谓健康指南,连看都别看。而那些刊登在主流媒体上,有最新的论文支持的科学新闻,比如说英国某个团队又发现什么东西对儿童的智力有新影响,我们大概可以看,但是看完就可以直接把它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