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瘾五百年(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葡萄的栽培也传入印度北部和中国，但两地喝葡萄酒的风气始终不如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由于基因上的细微差异，大约半数亚洲人体内会制造一种不完全代谢酒精的非活性酶，而在饮酒之后出现脸部红热、心跳加剧、头晕恶心的“酒精潮红反应”。反应较轻、较慢的人偶尔还会小酌两杯，但反应快的人则容易引发急性酒精中毒，于是只好对酒敬而远之。虽然许多研究者对酒精潮红反应如何妨碍饮酒风气这件事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有些人认为它的确延缓了葡萄栽培业与其他酒精饮料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何况中国人也不太需要用葡萄酒或其他酒精饮料来取代污染的饮水，因为他们喝的是以沸水冲泡而成的茶。

大量生产的烈酒是人们获得陶醉感和卡路里的廉价来源。近代初期欧洲人饮用的麦酒、啤酒、葡萄酒往往质量欠佳，容易走味，而白兰地和威士忌非但不会变味，反而越陈越香，为了保存葡萄酒的味道，酒商通常会在其中添加白兰地，以加重或强化其酒精成分。

常见的一种解释：发酵饮料很快就会走味，酒精含量也比葡萄酒（ 14%）和啤酒（ 7%）来得低（当时葡萄酒的口味不如今日酒精饮料浓烈，而且通常都是掺水饮用，这又稀释了酒精的含量），蒸馏酒的酒精浓度可就高多了。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为文写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不厌其烦地指责烟草让他们口腔发臭、牙齿发黄、衣服变脏、流出黄黄的鼻涕、吐出浓浓的黄痰，还说吸烟可能引起火灾，对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环境造成致命危险。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 V. G. Kiernan）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不过，客人倒是可以像欧洲人一样尽情吸烟，许多咖啡馆里也总是缭绕着浓密刺鼻的烟雾。这对咖啡馆的生意大有帮助，因为吸烟者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比不吸烟者快上 50%，所以要频频续杯才能维持同样的提神效果。许多瘾品不但可以彼此取代，还可以提高其他瘾品的需求量，所以瘾品贸易不是一种“零和竞争”。

这些咖啡豆绝大部分都运销美国，美国每人消费的咖啡量也长期高居世界排行榜的前几名。咖啡可以说是伴随美国人一起成长的，当年到西部拓荒的牛仔们（还有印第安人）都爱喝又浓又烫的原味咖啡，还说咖啡不需要加太多水。另外一种拓荒者，也就是阿波罗 11号上的航天员，在降落月球 3小时后，随即喝起了咖啡，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首次在其他星球饮用咖啡。

咖啡之所以长期受到美国人的青睐，传统解释如下：茶叶是 18世纪 70年代英国苛税与暴政的象征，也是殖民地一心抵制和破坏的目标，于是咖啡就摇身变成了爱国饮料。不过，政治抗争寿命毕竟不长，未将成本因素考虑在内的解释也不够周全。从长时间来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占了地利之便，附近就有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的咖啡园，何况咖啡关税又很低（ 19世纪每磅咖啡只抽取几分钱税金，有时候根本不必课税），因此每毫克咖啡因成本也低于其他含咖啡因饮料。

20世纪 70年代，美国人平均只要花半分钟劳力，即可赚到一杯现煮咖啡，比喝一杯咖啡还省时间。独立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天生厌恶茶叶”这件事固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观察近代美国饮用咖啡的经验，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和教训：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1887年 4月，茶叶贸易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欧洲最大茶叶消费国——英国——自印度与锡兰进口的茶叶首度超越了中国茶，这主要是基于成本考虑。中国人对出口茶叶课征的关税较重，生产效率又比不上印度大茶园，为了维持高价，他们干脆减少茶叶供应量，结果无功而返，因为产茶事业不再由中国人独占，而是被印度和锡兰的生产者取代了。像立顿（ Thomas Lipton）这样积极的零售商，就是直接采购印度及锡兰茶叶，而且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每磅茶叶只卖 1先令多一点儿，连最穷的人都买得起。

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

发生在蔗糖、朗姆酒以及奴隶身上的情况，也在所有重要植物性瘾品身上发生过，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精神刺激革命是靠大量的劳力剥削完成的，最残酷的剥削方式，则是庄园的主人与工头为了生产蔗糖、烟草、咖啡和其他作物，逼迫没有行动自由的工人（包括签了卖身契的仆人，以及非洲黑奴）操劳至死。但是，欧洲的权贵阶级还懂得利用瘾品来控制、安抚、欺诈劳工，这又是以伪装的手段来剥削劳力，都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剥削伎俩。

用鸦片治疗起来特别有效的是各种文明病：焦虑、烦闷、长期疲劳、慢性疼痛、挫败、幼儿啼哭。此外，对人口集中的地区到处可见而且往往会致命的痢疾等疾病尤其有效。排泄物传染的疾病对于居无定所的人群不会有多大困扰，对于定居下来却没有卫生设施（这些设施是 19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的人却是极大的麻烦。古希腊罗马的医生已经懂得调制鸦片药剂治疗肠胃及其他疾病的方法。公元 161至 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有服用鸦片的习惯，除了辅助睡眠、纾解军事战役的紧张压力之外，鸦片还能帮他远离他一向鄙夷的俗世之中的情绪烦扰。

再有一个原因是，鸦片是可以省钱的瘾品，吸了鸦片的人食量会变小——喝茶也往往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吸鸦片的花费也比饮酒或其他消遣娱乐来得少。东方世界的劳工没有西方劳工视为当然的歌舞厅、公园、图书馆等休闲去处，抽一口鸦片乃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少数消遣之一。

吸食鸦片变得如此普遍，供应量因而必须大大提高。鸦片的故事因此与茶的故事交会。英国未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自己的茶叶农场之前，茶叶得从中国进口——日本当时对西方是封锁的。此外，英国也进口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物品，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英国于 1757年统治了印度之后，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虽然不是第一个从印度出口鸦片的殖民帝国，却发展出成功周全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这套系统的生财效率奇佳，后来占有英属印度总收入的 1/ 7。鸦片产量大宗输往中国，抵消了购茶的花费后还绰绰有余。

鸦片中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主要是生物碱，也就是吗啡。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成为西半球的重要生产国，主要的鸦片产地仍是亚洲。其中以阿富汗和缅甸在 20世纪 80年代与 90年代初的生产量扩增最快。阿富汗成为欧洲海洛因市场的主要供货源头，缅甸供应的是新兴的中国市场，但仍有部分缅甸海洛因转运至美国。

但是，哲学家埃里克·霍弗（ Eric Hoffer, 1902 ~ 1983）说过，存心带头的人不可能造成群众运动，除非历史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

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纪较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克里斯托弗·勒希（ Christopher Lasch）曾经指出，“舒利兹”啤酒（ Schlitz）当年广告中那种偏颇言语根本与啤酒无关，推销的其实是唯我主义：“你只走这一遭人生，能享受的玩意儿，一样也别放过。”年轻人越认为自己是不吃白不吃的消费者，越生活在自我满足与失望循环的世界里，就越有可能认为大麻只是一大堆商业推销的快感之中的一项选择。

即便是刚采下来的嫩叶，由于包装不符合长途航海的要求，运到欧洲时也已经丧失效能。送到的古柯叶的效用不是太轻就是不稳定，既令研究者困惑，也令医疗界质疑。一直要等到 1860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研究生阿尔贝特·尼曼（ Albert Niemann）才在论文中详述可卡因的分离过程。他做研究使用的 30磅古柯叶是用特别方式包装运送的，也是运抵欧洲的数量最大的一批处理得当的古柯叶。

可以预期的是，秘鲁的好景不长，逃不过全球种植面积扩张的影响。这是每一种被欧洲和北美大量需求的植物性瘾品都要走上的一条路。

历史学家戴维·马斯托（ David Musto）是率先研究第一波可卡因流行热的人。他认为， 20世纪中期的这种衰减，说明这有一种世代学习的模式。新瘾品问世会引发热潮，使用量会上升。然后，比率可观的少数使用者开始发生问题——使用过量、上瘾、疑惧。本来有意一试的人就此打住，使用量便下降。痛苦的经验似乎可以使一个世代免疫。糟糕的是，这个世代一旦成为过去，免疫力也随之消逝。可卡因在 20世纪 70年代再度流行，婴儿潮的这一代对于可卡因的危害却没有活生生的记忆了。他们尝了大麻这个禁果之后并没有惹祸上身，所以公然质疑有关可卡因与其他瘾品的警告。

与此同时，吸食半精炼的古柯膏也从初步加工的安第斯山区各国传遍了整个南美洲。买不起精纯可卡因的人可以用这种膏状的可卡因过瘾。在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里，游荡街头的少年都少不了它。这些孩子使用的瘾品琳琅满目：强力胶、汽油烟、大麻、烈酒、古柯膏或掺了古柯的香烟，俨然是刺激精神瘾品革命的浮世绘。吸食兴奋瘾品的后劲渐渐消失的时候，他们会吞下镇静剂安定（ Valium）、罗眠乐（ Rohypnol），以忘却犯罪卖淫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论是卡瓦、槟榔，或任何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若要达到全球销售与东西半球都普遍种植的程度，首先必须能在西欧世界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瘾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商品。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 400年中，瘾品行销世界主要是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人、殖民者、航海人。因为这些人有能力有办法把他们所重视且在使用中的东西传遍全世界，而且往往传得相当快，烟草和咖啡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的船只、植物培养箱、大农庄、记账法，都是刺激精神瘾品全球革命进展的必要工具。不过，他们为什么只喜欢某些植物瘾品而不中意别的？

假使卡瓦或槟榔更进一步商业化，假使这两种植物在西半球大规模地种植，对于自然环境会造成重大而且几乎一定是有害的冲击。全球的瘾品作物，包括制成酒精的糖、谷类、水果、块茎的部分，都对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我们习惯从罹患肺癌或酒醉驾车等个人事故的角度来计算瘾品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最严重而长远的影响也许是在环境方面。精神刺激革命所造成的森林消失、土壤枯竭与侵蚀、化学废物的排放、除草剂与农药的毒害，都已经加速各个地区环境的恶化，也连带损及生活在这些环境里的人们的利益。

近来的古柯叶扩大栽种——“席卷热带农业的大侵略者”——已经破坏了上百万英亩的森林地，情形与 19世纪巴西大肆栽种咖啡的时候相似。秘鲁的栽种者为了辟出种古柯叶的空地，将森林滥砍后放火烧，使上瓦亚拉谷（ Upper Huallaga Valley）在 8 ~ 9月里被浓烟笼罩。这些森林区的土质有很多是“湿沙漠”，土壤底层薄，混入灰烬种植作物后不久就耗竭了。种植者于是再辟新的空地。耗尽的土壤没有森林遮蔽，会被大雨冲蚀。水灾越来越频繁，土石流将村庄掩埋，河流淤塞，环境灾难接连不断。东南亚和危地马拉的鸦片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大麻田，都是用砍烧森林的方式耕作，也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这些地方要重新长出茂密森林，恐怕得等上几百年。在森林未生长的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地球大气层在增温。

违禁瘾品的加工往往就在产地的附近，加工设施是破坏环境的另一个祸首。在安第斯山地区，每将 １公顷田的古柯叶制成古柯膏就会制造 ２吨的废物，包括汽油、煤油、硫酸、氨、碳酸钠、碳酸钾，以及浸泡洗刷古柯叶用的石灰。加工者任这些化学废物渗入地下、流入河川，又使水生动植物被毒害。提炼吗啡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可卡因的走私者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还兼偷卖雨林中濒于绝迹的物种，不论死的活的，或当宠物，或卖剥下的兽皮，有的充当催情药，有的用作民间药材。哥伦比亚卡利（ Cali）的走私集团利用大批渔船把违禁瘾品和珍奇动物经加勒比海地区一起运到美国。

以上这些问题——滥伐森林、污染环境、病虫害——都是或多或少会发生的。这都是商业性的农耕固有的问题，并不只限于瘾品类植物的耕作。然而，精神刺激革命却使既有问题更加恶化。植物学者早就注意到，能够使人产生快感的植物往往比提供主食的植物扩散得更快，扩散幅度也更大。这些植物耗用了土壤的养分，却供应不了多少的营养价值，甚或完全没有益处可言。 19世纪的医生格里姆肖（ A. H. Grimshaw）反对抽烟和种植烟草，他指出，数千英亩的田地被烟草“耗尽”，连带使农家破产，“栽种烟草占去的土地，本来可以用来生产面包的原料、羊毛、大麻、亚麻，或其他有用之物”。如果不种烟草，美国人就不必进口那么多东西；他们也不必新辟那么多田地来种植必要的粮食和棉麻。如果不谈烟草农可能掌握的商机，格里姆肖从社会与环境的角度所说的道理是很难反驳的。

19世纪有 4项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速了精神刺激革命，也使此一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担忧。 4项发展是：吗啡与可卡因等影响精神状态的生物碱分离成功并且可做商业性生产，皮下注射医疗的发明，水合氯醛（安眠药用）等合成药物的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等半合成衍生物的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算是“半”合成类，因为其基本成分只是吗啡分子，另外再加两个小乙酰族，使效能达到 3倍，作用的速度也会加快。临床试验海洛因与其他实验药物显示，分子结构的细微改变可造成药效上很大的不同。这个原理带给药理学重大变革，也为无数新的药物治疗方法——其中不乏具有刺激精神效用者——打开一条路。

安非他明（苯丙胺）的发展史也有特别值得深究的意义。它本是一群分子结构与肾上腺素类似的相关瘾品，能刺激交感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使服用者反应敏锐、不想睡觉，也没有食欲。安非他明与可卡因相同的作用是，增加多巴胺（ dopamine）的分泌，而多巴胺是重要的神经传导素，可以启动大脑的奖励机制。安非他明是效力强而容易合成的瘾品，全世界的非法从业者都爱制造，成品包括吞食的与注射的。此外也有人吸食高纯度的安非他明结晶粒，俗称“冰毒”（ ice）。与高纯度的可卡因结晶粒相比，冰毒的效用更长，可超过一两小时。长期吸食安非他明会导致精神病，这是非常可怕的瘾品。

自 1946年起，日本医生开始看到安非他明毒瘾的病例。上瘾者多数为贫穷区的年轻男性，而且多为韩裔或华裔。其实上瘾者每个社会阶层都有，而且，非医疗使用的首要动机也不尽然是无聊消遣。有兴奋作用的瘾品（包括咖啡因的饮品在内）在日本这样压力沉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里，本来就有吸引力。一位长期居住在东京的人士说：“日本社会是需要脱氧麻黄碱（安非他明）的那种类型，因为人人忙个不停，要靠它来保持不落人后。”有调查结果为证： 1955年日本的安非他明使用者仅有 14%表示是为了得到快感开始服用， 26%是为了熬夜工作或读书， 26%是出于好奇， 28%为了同侪肯定， 5%因为“绝望”。

贝叶罗认为，只有靠政府的果断行动——包括强制隔离毒瘾者——才能够遏止瘾品流行热呈自然的几何级数发展。他很赞许日本政府扫荡兴奋剂的措施，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付鸦片类产品的方式。在他看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大批人滥用瘾品不是“神秘不可解的天然灾害，而是社会崩解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控制的”。

各种类型的影响精神状态的瘾品都从医疗用品摇身变成大众消耗品，植物的、生物碱的、半合成的、合成的，无一例外。多年来，为此担忧的医生们发表了大量的劝诫著述，却都是为“傻瓜笨蛋”而写。欠揍的傻瓜自然就是求诊的病人们，他们会超负荷地吸烟或饮酒，喝茶时放糖过多，喝太多咖啡，胡乱吃药，滥用那些本来适时适量服用效用极佳的药品。

药物只供应正当医疗用途是 20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药物政策主旨。

药物管制上最明显可见的难题就是强效的合成药物种类越来越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管制的药物大致只有三类：鸦片类、古柯类、大麻类。设计管制办法的人想象不到会有上百种新的合成药物出现，他们也想不到某些新型合成药物——例如羟戊甲吗啡（ etorphine）的强度会是吗啡的 1 000多倍。他们更没料到，新的合成药物溜出医疗规范之后会有数以百万计的非医疗使用者出现。

医学界的论述素有正当使用与滥用的二分法，遇上麻醉瘾品与其他极易上瘾的药物，区别尤其分明。利里反对这样二分，贝叶罗却断然说：“对于可能上瘾的药剂只有在确切病变状况下使用，才是医学上理由正当的，而且此种使用必然要有严格而有效的管制。除此之外，此类药剂的其他使用均应视为滥用。”人类学家也许会质疑，为抵抗地区性疾病而服鸦片的自我医疗习俗，不是在“严格”而“有效”的管制下实行，算不算是滥用？尽管诸如此类的古老习俗的确存在，自从精神刺激革命之始，就有了医疗使用与消遣使用的区分。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印度教的文化中，都一直有这样的区分；这种区分强化到成为国际管理制度的中心道德标准。凡是溜到医疗系统掌控之外的药物——不分天然的或合成的，都引起关注与要求管制的呼声——连魔法师的学徒也明白兹事体大。

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 Andrew 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些是相当危险的。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但转换后是什么状态，并不是全凭瘾品决定的。最终的状态乃是瘾品与服用者的心态、服用者的实际环境及社会处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作用的关键仍在于瘾品。利用瘾品满足转换精神状态的冲动，是不惜接受毒害以得到又强又快的效果。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只有少数有毒的分子（如果这些分子能顺利进入循环系统并且穿越从血液到大脑的障碍）能够模拟或影响脑部的奖励与痛苦的控制中枢之内的神经传导素。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

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托马斯·默顿修士（ Thomas Merton）在 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这话说得完全对。瘾品制造者与多巴胺的关系就如同色情业者与睾丸素酮、食品销售者与味蕾、整形外科医生与异性追求的美丽外表的关系。这些人都以利益为目标，都能借科技之助启动人体内在的奖励和调节机制。这些机制是在与现今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完成进化的，如此被牟利者利用，显然对生理上有害，在道德上也是一种颠覆。如何处理“靠社会问题获利”，是出现过多次的政治上的两难，在全球化逐渐形成之际，问题也更趋迫切。

这项事实是放诸所有商业瘾品类而皆准的。一箱箱的朗姆酒、一束束的可乐果、一块块的鸦片砖、一斤斤的可卡因，都是一批批的商品。在商品买卖的这一行里——也有人称之为“商品地狱”，要想多占一点儿市场，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价。竞争不断把利润幅度向下压，瘾品生产业的初期成本比较小，新的竞争者又持续出现，所以降价的压力特别大。

这个策略很明智，用烤干的浅色烟草制造的香烟有许多优于其他烟草类产品的长处。消费者认为，香烟比烟斗和雪茄来得轻便，也比较可口，而“快抽”的特点十分可取。抽一支卷好的香烟只需 5到 7分钟，比慢吞吞半小时抽完一支的雪茄更适合都市工业化生活的节奏。有一家报纸的社论说：“短小、味浓、易点燃、易抽完，没抽完要扔掉也一样方便，香烟正是机器时代的象征。这种时代的基本嵌齿、转轮、杠杆就是人的神经。”

一开始他就聘用了年方 20岁的中国青年吴廷升（译音），吴是大学毕业生，英语说得非常好。吴本来认为兜售香烟是丢脸的事，托马斯并不与他辩解，反而把《圣经》上芥菜种子的比喻讲给他听。吴廷升明白其中所说的大事业须从卑微处做起的道理，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开始向人兜售香烟，后来做到了 BAT的首席买办。

有了像吴廷升这样的人们帮忙，杜克和托马斯在中国创造了与已经在美国应运而生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相似的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涵盖烟叶田——耕作者可以免费取得淡色烟草的种子、现代化工厂、横越戈壁沙漠的骆驼队伍等等。托马斯凡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密，据他招聘的一位人员事后说，他认为只有初出茅庐而好冒险的年轻人才会傻乎乎地去做他和董事会提出的点子，所以他招募了一批单身汉来接受推销员培训。他教那些能坚持到受训完毕的人去学中文，还要学会讲各自负责的区域的方言。凡是通过 BAT语文考试的人可以得到 500美元的奖金。他另外还雇了一批中国人为“老师”，这些人的任务是到处示范点烟、抽烟，以免拿到免费赠送样品的农民再用牙齿咬香烟。

BAT的成功大大倚重中国商人、买办、烟农、烟厂工人——其中不乏女性——的配合。由于外国人撰写的广告词往往闹出谐音或双关语的笑话，因此整个广告工作是由中国人负责的。 BAT的人士引进了最新式的印刷设备，赶制有响亮口号的抢眼海报并到处张贴，这些漂亮的广告甚至成为人们家中的装饰品。其中有一件是在上海架设起来的三色钟形标志，这个促销“红宝天后”（ Ruby Queen）香烟的广告高约 40米，每个霓虹灯字大约 0. 9平方米，乃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耗资最多的一个广告。 BAT自己的电影厂也摄制了宣传“红宝天后”、海盗牌等该公司品牌香烟的影片。

杜克的事业并不是在亚洲处处顺利。在日本，他为了回避不利的关税条件，买下了日本一家烟草公司——“村井兄弟”，又派了斯文高雅的前南军政府官员爱德华·帕里什（ Edward Parrish）来监督运营与扩张。帕里什深晓杜克作风的窍门，安排军乐队在偏远山村招摇而过，让穿制服的女孩在 1903年大阪博览会的香烟赠送站旁边发送村井香烟。结果和在英国一样，侵略式手段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对手公司打出富于爱国情操的广告：“天国香烟苦战!!!外来企业残暴凶猛!!!”日本政府已经仔细研究过欧洲的烟草专卖经营方式，所以胸有成竹。 1904年，日本政府便将香烟收为国营。经过帕里什的交涉，杜克拿到了可能争取到的最高补偿便撤资了。此后杜克只安于中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市场，凭 BAT的经营手段拉到新一代的吸烟者，使市场持续扩大。

L. S./ M. F. T.是 Lucky Strike means fine tobacco（“好运就是优质烟”的意思）的简写，从 1944年起就是这个品牌的简化广告语。巴登觉得优质烟这个重点可以加以发挥：“你只活一次，为何不活得像百万富翁一样？”据他解释，这句话的道理是：“你买不起劳斯莱斯汽车，你买不起第五大道的房子，你没钱到新港去避暑，但是，老天有眼，有一件事上你可以和全美国最富的人一样，你可以抽最优质的烟。点一支好运烟，体会一下百万富豪的感觉。”

到了 20世纪 60年代，大规模的广告公司不但能提供全面服务，而且积极涉入产品的技术改进。在此以前，香烟制造商也一直在东改西改。他们实验过不同口味的混合烟丝，学会用烟草茎、碎屑、烟灰来制造还原烟“纸”，起用了滤嘴和不易压扁的烟包，开始在香烟中加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于 1965年开始采用加氨的烟草，这样可释出更多尼古丁供肺部吸收，这也是万宝路香烟的制胜化学秘诀。这些不属于商业机密的修改都被广告公司拿来大力宣扬，例如，鼓励关心自己健康的人抽三重滤嘴的香烟，提醒怕口臭喉干的人改抽薄荷烟。此外，广告公司也主动从细微处了解消费者的动机，并且向制造商提出改进建议。

林白并不因为自己缔造了航空史上的重要纪录而得意忘形，反而担心“快速交通可能带来极恶劣的标准化发展”。他担心未来会是一个被北美洲消费模式操控的同质化世界，这套独霸的模式不容忍地域风俗，会颠覆部落固有传统，会破坏环境。作家本杰明·巴伯（ Benjamin Barber）将林白担忧的状况命名为“麦克世界”（ McWorld）。思维敏感的人会对“麦克世界”的状况忧心忡忡，正急于打开新市场的西方国家瘾品制造者却额手称庆。这也许是科技发展无心插柳使他们获利的典型实例。

为逃避现实而饮酒在欧洲惯用瘾品的贫民区也很常见。社会改革者认为这要归咎于工人的生活单调，生活环境不舒适。左拉（ É mile Zola）曾在 1868年的作品中指出：“工作需要有休闲。如果钱不够多，未来又无可展望，人就会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

纵观以上，可见瘾品一向都是人们上进之路上的一种阻碍，存钱、购地、受教育、成家、立业的目标都可能因瘾品而遥不可及。这并不是什么人为的大阴谋。事实上，借瘾品提神解闷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人类本来是集结成群游猎为生的，后来演化成定居农耕的社会，这种生活方式不如以前游猎状态那么多变、那么令人身心满足，也比较不平等、不利健康。游猎生活的人群也重视瘾品的价值，但多在巫医仪式中使用，不常用来应付从早到晚劳动的辛苦。借服食瘾品排遣日常生活的单调苦闷（或治疗伴随定居生活而来的肠胃病与寄生虫病）都是文明化生活才有的。用瘾品使婴儿安静昏睡，以免打扰忙碌的父母或照顾者，也是文明的副产品。 20世纪初期以前的劳工阶层中，使用鸦片或大麻安抚幼儿是常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存在这种习惯。这都是迫于社会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显然违背了人类的本性。

小型宠物兽医如今会开一些抑制神经细胞吸收化学物质的特效血清素，这类药物在中国香港的市场特佳，因为香港的宠物主人往往整个白天扔下宠物在拥挤的公寓里独处， 20%以上的香港家犬患有分离焦虑症——主人不在时吠个不停、在地板上拉屎撒尿、撕咬家具，需要借药物改善。

人类也经常给动物服用瘾品以便利役使。中国西藏地区的人给骡马喝大壶大壶的茶，以增加牲口在高海拔地区劳役的能力。养鸡场的农户会在鸡饲料中添加安非他明，以增加鸡蛋产量。斗鸡的主人用大麻混合洋葱喂公鸡，以加强其好斗性。驯养的大象只要把搬运工作做好，驯象师就可能喂它鸦片球，这和表演的海豚得到训练师奖赏的鱼差不多，驯象师手捧鸦片，大象嗅出味道，就像吃花生一样地把它送入嘴里。

和当地人进行交涉的王牌是用瘾品为交换物，这也是当地人口折损与文化没落的第二大祸首，第一大祸首是欧洲人输入的传染疾病。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乃是西伯利亚、太平洋地区、中南美洲各地原住民都有过的遭遇。同样的事至今仍在重演。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还在贩卖可卡因，并且拿赚得的钱去买烈酒。这么做的后果对他们的危害之大，不亚于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的遭遇。

翻阅历史记录，处处可见印第安勇士为了买烈酒而导致全家穷困，自己毁了健康，甚至卖妻子、儿女为奴。印第安男子喝酒往往是不醉不休，醉到自己神志不清，后果可能是失足跌入火中、摔下山崖，或相互砍斗而死。英国来的官员强烈不满这种后果，他们来的目标是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而后将之纳入大英帝国，不是把印第安人消灭或变成惹麻烦的醉鬼。

热带地区盛行役使黑奴，基本上是免疫力的优势促成的。凡是童年不曾夭折的黑种非洲人——至少半数的人熬不过童年——大概都对黄热病有免疫力了，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如果染上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往往会致命。黑种人对疟疾的抵抗力也比较强。

20世纪的政府官员对于借精神刺激物进行商业牟利，都抱持慎重的态度。由于以所得税或遗产税取而代之的做法也逐渐顺利推行，官员们更有理由考虑其存废。然而，瘾品税收与专卖依旧是国库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尤其不可或缺。例如，法国政府曾以烟草为抵押品，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所得担保，才向外国银行借到钱。参战较晚的美国也在 1917至 1918年的一年之内将烟草带来的税收增加了一半。宣告美国禁酒时代（ 1920 ~ 1933年）结束的最后关键，乃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非得有税收不可。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也和瘾品上瘾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会复发的慢性疾病。面对民众滥用状况之严重——例如 20世纪 80年代前苏联的酗酒问题，可能有一位有见识的领袖——如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和同僚们认为不能再坐视不管，决定为了大幅降低消费量不惜牺牲可观的税收额。这样做虽然起初就有生产力、国民健康、士气都提高的成效，有两股力量却会不断引诱政府“旧瘾复发”，一股是黑市买卖造成的社会成本（意识形态上的反对禁酒者会拿这一点大做文章），另一股是借瘾品税收补充国库的需求（在财政威胁下最为迫切）。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美国的撤销禁酒令，近代以来的印度的事例甚至更值得一观。

1996年，饱受折磨的哈里亚纳妇女把票投给了民粹主义者班西·拉尔（ Bansi Lal）。拉尔的竞选政见就是全面禁酒，上任省长之后拟定异常严苛的法律，规定不论公开或私下制造、运输、销售、消费烈酒的人都要缴纳一定的罚款，还要服最高可达 3年的徒刑。这种法条比美国 1919年的《沃尔斯特德法》（ Volstead Act）严厉得多，美国的禁酒令至少还许可私下饮酒与家庭自酿。随后引发的既是悲剧也是闹剧。邦内的中产阶级变得紧张兮兮，唯恐佣人乘机敲诈，只敢在夜晚偷喝加水的威士忌。在德里市上班的通勤族为了喝酒宁愿迁出哈邦，使邦内房价跌了 20%。要结婚的人都把酒宴移到外地举行。烈酒业的失业人口据说有 15万，其实有不少人偷偷加入“烈酒黑手党”的事业，个个配有加强马力的汽车和移动电话。私酒业也大行其道。不小心喝到假酒而中毒的大有人在，有 60人因而致死。法院里堆积的烈酒相关案件有 9万件。警察们一面忙着测量酒精，同时乘机收贿，查到现货就饱入私囊。风险与贿赂导致酒价高涨，一袋 7盎司的“辣味乡村烈酒”售价是一般行情的 3倍。哈邦政府为了弥补税收损失，不顾一切增高公共事业、煤气等其他税目，后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男人继续喝黑市烈酒，使穷困的家庭更加穷困。一位议员老实地承认：“旧习惯不可能一夕之间就改掉。”经过选举的反弹之后，政府改弦易辙，在 1998年春天取消了禁酒令。烈酒商人重新开张，在空心砖围墙外面装设吊床专供喝醉的客人使用。

奈杜将成败下注在向世界银行贷款 35亿美元，想借此重振财政翻新基础建设。世界银行官员却把话说得很明白，安得拉邦岁入未改善之前，世银的钱不会进来。以务实的眼光看，这就表示必须重新开征烈酒税。奈杜左右为难，一边是世银的条件，一边是愤怒的妇女团体与左翼共产党组织可能做出的激烈抗议。不过，以影响力相较，两者都不是世界银行的对手。

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药物或其他体积小的商品，然后经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 1995年的弗吉尼亚州香烟税只有哥伦比亚特区（ District of Columbia，首府华盛顿所在地）的 1/ 13，华盛顿市民只需买一张捷运悠游卡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如果邻近地区没有货源，走私者仍有可能跑长途，但成本会提高，风险也变大，所以诱因比较小。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官员要拿捏恰到好处的重税，必须清楚毗邻地区的状况。“多重才算太重”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是相对的值。

听到“瘾品买卖”，多数人会想到主管当局对于非医疗的瘾品贩卖及使用严格禁止，罪犯却想方设法逃避管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瘾品走私是近代特有的活动。大约从 17世纪中叶起，一直到 19世纪晚期，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仅少数例外）关注的都是如何对这些活动课税最有利，而不是如何予以禁止。就算他们想到祭出禁令，结果也不是白忙一场，就是得不偿失。

由于美国多元文化的特性，历史上这类例子特别多：酗酒与社会底层的爱尔兰移民相关，抽鸦片和华工相关，海洛因与大都市罪犯相关，可卡因与无法无天的黑人男性相关。以上每种瘾品出现滥用状况之后都有立法予以禁止。禁令并不是完全凭偏见一力促成的。不过，如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埃里克森（ Patricia Erickson）所说，成为禁令目标的人群数目越少、地位越低，这种立法越容易通过——要维持住它不被废止也越容易。

英国人当时的俚语“ go to the local”意思既指“去电影院”，也指“去酒馆”。一语二意凸显了两者之间的竞争， 20世纪 20 ~ 30年代的英国烈酒消耗量减少，恰好是英国人爱上电影院的年代，两者消长互见。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及其家人渐渐有了比传统式喝酒欢聚更有趣味，而且花钱更少的休闲选择。都市化与工业化的转型不但是戒酒的助力，也催生了与饮酒竞争的休闲聚会模式。

为什么要遏阻高价值又可课重税的商品消费？道理可以从历史脉络中看出。在近代早期，瘾品交易对于商业及政治上的权势阶级是直接有利的。不论他们是否存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们都认为，侍候他们起居、帮他们收割作物、替他们上战场打仗的普通百姓，如果为非医疗目的服食瘾品，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传统文化中，娱乐地点放肆，工作场所没有纪律，偶尔有人喝醉闹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旦社会环境改变，变得比以前合理精简、按部就班、机械化了，贩卖廉价致醉物造成的困扰与麻烦可就大多了。一名喝醉的农庄工人惹的麻烦有限，如果是铁轨司闸员喝醉，后果可就严重了。服食瘾品虽然可能使工人永远听命于老板，但环境背景变成工业化以后，惯用瘾品的工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制造业生产的瘾品被滥用而造成日益严重的损失，倒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清政府终于在 1906年采取行动。朝廷宣布，鸦片弥漫全国，吸食者浪掷光阴，损耗健康，倾家荡产，动摇国本，因此政府下令禁种鸦片 10年。官员们也开始交涉停止输入印度鸦片事宜。时机选得正好，因为英国人也开始——虽然迟了些——认清鸦片危及中国的完整这一事实。相较于其他列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中国的投资额都是最大的；如果中国崩溃或分裂，英国自己的利益也将大受损失。

1907年，英国与印度的官员和中国人达成协议，英国与印度将以每年减少 10%的速率将鸦片外销结束，条件是中国人以同样的速率消除境内的鸦片生产。出乎许多外国观察者的意料，中国履行了这项协议。禁烟政策虽然引起内陆省份的强烈反抗，各地实施的效果也不一，但中国的官员确实有所进展，而且程度足以使英国监察者表示满意。印度官员因而同意将预定 10年终止外销鸦片的期限提前，最后一批销往中国的合法鸦片在 1913年自印度运出。

中国的改革人士虽然在 20世纪 20 ~ 30年代断断续续发起反对抽鸦片、种鸦片的运动，却都没有成效。企图控制中国的各方势力都知道，鸦片带来的财源太重要了。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先决条件是需要有钱来买枪杆子，而且有钱付给挥舞枪杆子的那些人。

以瘾品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民间的、非主流文化的瘾品而言，大麻始终没有像烟酒类那样得到跨国公司的支持或财力庇护，这个事实，再加上按官方论述的大麻与犯罪和偏差行为的关系（以及近年来在文化战争中被互踢皮球的地位），都使大麻容易成为管制措施开刀的目标。

于是，酗酒与聚饮烂醉又成为前苏联的生活事实，情形与帝俄时代相差无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酒类消耗量——包括国营企业的产品和萨莫贡——每年增加 44%。按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计算，每人平均摄取的纯酒精量是 40年代的 4倍， 80年代初的酗酒者也多达总人口的 15%以上。前苏联政府为了掩饰这种趋势，于 1963年将伏特加酒生产一项从统计年鉴中剔除，不过他们忘了剔除糖的消耗量，糖是萨莫贡偏好的基本材料。 1960年每人平均消耗约 28公斤糖，到 1979年增加到 43公斤以上，其中大部分用在蒸馏酒上。

还有行事不公的指责。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为了排遣单调枯燥的生活而喝酒，指挥他们的人却要他们保持清醒努力工作。但努力的结果是对谁有利呢？拿到工资能买到必需的消费品吗？——商店的货架都是空的。上级承诺的体育设施和文化福利又在哪里？生活根本索然无味。有人说，老实而清醒的人卖劳力让既不老实又不清醒的人享受富裕，这等于是奴隶制度，另一个人讽刺地说：“没有啤酒喝，要社会主义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