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62193/

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圣经》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人一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的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做一下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化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象，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他们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形象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种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语言还是印刷的文字，或者是电视摄像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和思想，并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出隐喻是他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意义。于是雅典成为优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表了犹豫不决的思想，艾丽斯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求秩序。我们暂且离开弗莱，但他所用的“共鸣”这个词还会伴随我们。我认为任何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他得到的回答是：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要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个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更希望考试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说明证明你通过了考试，而不是仅仅告诉你通过了。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关键的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着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的论点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略修辞原则，杂乱无章的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假定280个陪审员之所以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是因为他的态度同所陈述的事实不相吻合，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社会的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么说或怎么做，对于社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也是愚蠢的表现，而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都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我之所以不愿被人误解为是在攻击电视，还有一个原因。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毁誉时要非常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迹及精英的表达形式，印刷术是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的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一种话语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形式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的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人毅然担任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隐喻和认识论，是怎样创造了一种严肃而理性的公共对话，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

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述，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需要具有批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字本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某些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的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他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科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德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很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总是多于输出。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遗忘。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一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过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是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会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他们。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的表达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义语境这件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遇见。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他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隔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主题。”它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的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些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责任，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上镜。欧文柏林有一句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这首歌的原歌名是“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本文作者将歌名改为“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There i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克格勃的特工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的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有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记者们面对公众的漠然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不解。这整个事情极富讽刺意义，那些把世界分开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把它拼回去，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了。

无论是释迦摩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里，会感到多高兴。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的完全不重要。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

如果你博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是掌握的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还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想要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并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更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崇拜偶像一样是深入人心的。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的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我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